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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民对法庭毫不畏惧，并有信心一定会得到公道，那么诉讼就会上升到惊人的数目。人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争议就会没完没了，半壁江山就会因为诉讼而失掉。因此，我命令，要毫不留情地处置那些诉诸法庭的人，这样他们才会厌恶法律，见到州县官就会颤栗。
皇帝说，良好的处理方法是让他们诉诸于社区中的里老。“对那些讨厌的、固执的、好讼的人，要让他们在公堂之上破产——这就是他们应当领受的。”
Ⅲ 庭外调解
无论我们把清朝之诉诸于诉讼的情形概括为“罕见的”还是“不普遍的”似乎可以确定地说为了秉承康熙皇帝的旨意，大多数纠纷都在正式的法律制度之外予以解决。除了运用武力和自力，地方团体（如宗族、行会和村庄）中的纠纷解决过程包括从非正式的调解到公众决议的各种方式。我们所掌握的为数有限的相关文献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纠纷是经由非正式的调解来解决他。
依据惯例，非正式的调解往往从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拜访第三人开始，这个人或是他的朋友，或是与之有其他私人关系，或是此人在引发纠纷的事务中充当了中人或证人的角色。当事人找到第三人的目的是让他说服对方履行义务。有时，了解争议起源的第三人自任为调解者，希望从中得到些许回报，抑或他觉得有责任帮助亲戚或朋友度过难关。
据说在19世纪，中国各地普遍存在非官方的“调和人”，他们担负着大部分的维持秩序的责任。一般来说，只有在非正式的调解无效时，地方团体才会着手进行更为正式些的干预。而且，即便此时，地方团体更为倚重的也是说服而不是强迫当事人了结纠纷。为了了解中国惯习的多样性，说明调解范围的最好的方式也许是列出传统中国社会每一主要单位采用的调解方法。
A家庭内部的纠纷
家庭内部的纠纷常常由一家之长解决，他是家中的父亲或祖父，这取决于家庭聚居的规模。他享有绝对的权威。的确，事实上父母无疑要在家中进行许多调解，以解决兄弟或姑嫂之间的纠纷。这种情形是常见的，诸如在分家并牵涉到分家产时。在这些情况下，担任调解者的外人通常是没有利益关系的年长者。此人享有这个家族的信任，比如，母舅，五服之内的长辈，家族或分支的族长，以及其他公认的社区领袖。当婆婆对儿媳过分虐待时，也通常由外人调解。其他类型的家庭纠纷也会导致外人干预，他们可能是亲戚、朋友、邻居或社区领袖。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须要外人干预的，但纠纷一旦为人所知，则必定由外人主持调解。正如一位19世纪观察中国人生活的人写道
“（外人）毫无顾虑地卷入家庭纠纷，视自己为裁判者。”
外部调解者会给每个当事人以充分诉说冤情的机会。然后，他会根据当地的习俗、儒家社会规范（礼）、族规，（也有可能根据）官方法律和政策来拟订解纷方案。他的建议的分量通常与其合理性及他个人内在家庭台中的特权直接相关。有时，他的建议会被争议双方完全接受。有时，他的建议构成进一步讨价还价的基础。如果调解者拖延调解，那么提出会给当事人带来道德上的或社会上的压力，使得他们以某种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达成和解。在某些类型的纠纷中，调解者监督着用抽签方式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许多情况下，他都较为愿意作出协商性的决定。
B族内争端
在中国那些以共同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中，同一世系或宗族内的成员之间的纠纷往往杂爱内部解决。族规要求那些不牵涉到严重犯罪的争端都要服从族内的解决。如果族人试图绕过宗族，直接诉求与官府，即使他在案件中居于有利地位，他也会受到来自宗族的惩罚。“因为他忘了使他蒙受冤屈的对方是他的族人，他们同属于一个祖先。”每个宗族都期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尽可能少地受官府的干预。在这方面，本已不堪重负的长官一般都乐于合作，而且常常把绕过宗族管辖的族人间的案件返回到宗族。在一些高度一体化的且有效率的宗族，由等级化的权威人物主持调解。如有必要，则进行判决；纠纷从一级到更高一级，直至得以解决。
问题并不总依照有序的路径。每个宗族内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既非宗族领袖也非长老，但他们拥有高度特权和可观闲暇，并在解纷方面享有盛誉。其中一些人可称为“士绅”（或“官绅”，他们不担任实职），他们是地方上的精英，主导着宗族和乡村的生活。士绅身份不与族长身份相重合，士绅有可能取代族长，充当纠纷的有效裁决者。事实上，在两个以上宗族聚居的地方，发生纠纷的族人甚至求助于不属本族的士绅。族长身份、年长或特殊地位，并不是有效的解纷者的唯一标记。其他那些拥有学识、能力、财富以及公正与智慧的声望的人也有可能担当此任。因而，调解中的讨论通常由族长、长老和士绅主持。倾听多方面的意见后，族长会提出解决的框架或下达一份判决。大多数宗族允许当事人不满其调解结果而把案件呈递于官府。但是，处于上述理由，实际上，相当少的人会真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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