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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应然的角度讲，人的理性是洞悉自然之法的利器，凭借它，人类制定的法应当遵从自然之法，或等同于自然之法。但不幸的是，人在法的发展一路坎坷，甚至屡屡误入歧途。
　　拨开迷雾——人在法分析
　　1、天人交流——对自然之法的遵从和探索
　　我们必须承认，人在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对自然之法的探索过程——一个从无意识的遵从到有意识发掘的漫长的进程。人们普遍接受一个事实，人类自觉的立法，或称制定法律是始于奴隶社会形成之时。而从人类出现到奴隶社会初期这段时期，我本人认为，恰好是人类遵从自然之法的黄金时期，虽然这种遵从是无意识的、盲目的、或是扭曲变形的。
　　当人类尚处于发展早期，人与自然界，或是人域内部的某些冲突、对抗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如前文所述的同类相食，近亲繁殖等。于是人类制定了最早的规范——禁忌（taboo），包括性禁忌、食物禁忌等。禁忌属于禁止性规范，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理性的局限：只知不应为某些行为，却不能说明原因。另一方面体现了人对自然法则的遵从。正是这种自发的，带有相当盲目性的遵从，将人类从灭亡的边缘一次次的“拉回” 。与禁忌同期的图腾崇拜、神明裁判、巫术等“规范”以及后来的氏族习惯、习惯法都属于这一范畴。虽然这些原始的规范、或称原始形态的法在形式上表现是盲目的、扭曲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基本上保持在天——人直接交流，即人与自然的冲突——领悟——解决的良性发展之路上。
　　进入阶级社会后，当法的价值进一步突显，人有意识的创制法律时，人定法的发展线索由天——人交流逐步演化为双线平行发展。一方面，人类运用理性自觉的探索自然之法，继续进行“天——人”一线的互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老子参悟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3）；如格老秀斯掷地有声的宣称：“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仍将存在”（注4）；如孟德斯鸠认识到：“法，自其最大之义而言之，出于万物自然之理”（注5）；亦如人定实体法从维护人的身份不平等到公开宣称“人生而平等”的历史演变等。而另一方面，人在法却被异化，步入歧途，走上“人——人”一线的方向。
　　2、发展的误区——人在法的工具化
　　自然之法的秩序化及其规则是一宇宙内具的相维，它无处不在，即便在宇宙的混沌状态中，有序也在起着导向的作用（注6）。从功效上讲，法起着有序的导向作用；从作用方式上讲，法的运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从人的角度看，这无疑带有强制性。而这两点，正符合了阶级社会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追求——社会有序和统治有效。于是，难以避免的，如同宗教和神学的下场一样，人在法被统治者利用，沦落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当大量的歪曲人为必然如专制、独裁、集团意志、自私等等反常社会内容被渗透入人定法，并且喧宾夺主，导致人定法脱离了与自然之法的联系——人在法迷失了自己。偶有觉悟者发现这一问题，如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Cicero）认为“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中的内容全部是正义的是一种最愚蠢的想法。”而且，“国家颁布实施的‘有害’法律肯定不配称为真正的法律，而只能被称为强盗在集团内可能制定的规则。”（注7）但可惜的是，这些觉悟者无法阻挡人在法越来越快的异化步伐。当马克思得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结论时，人在法已彻底异化，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