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与实践不相适应。随着《
行政处罚法》的实施，要求行政执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否则，行政处罚归于无效。法律、法规规定，对涉嫌假冒伪劣商品，应由法定机构作出鉴定，才能定性，而且在规定时间内作出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才有效。实践中，对比如假冒注册商标，该注册商标的有权人不在国内，也没授权委托国内机构代为鉴定，往往在法定期限内还找不到鉴定机构，何谈取得鉴定结论？没有鉴定结论，该案件无法调查处理；有关法律法规对“产地”的界定不明确，引起认定假冒产地发生困难，比如使用外国公司的配方在国外加工的食品，进口到我国后在我国内进行分包装出售，其产地是以外国公司所在地，或以国外加工厂所，或以分包装厂所在地确定？另一个不能疏忽的是鉴定机关与打假机关的关系没有理顺，质量技术监督局是鉴定与执法合一，但工商机关、公安、医药卫生机关是执法机关，没有鉴定职能，每次委托鉴定，都得交一笔可观的鉴定费，这对办案经费本已十分困难的执法机关来说，更加不愿意鉴定，更不愿意办理打假案件。另外，如果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处罚幅度进行行政处罚，出现了执行难的问题，一宗案件可能要执行很多年或者根本无法执行。
对上述现实的回避，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
三、 目前的对策
1、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只凭“打”是不够的，应“防”“打”相结合。我们目前的打假工作中只强调“打”，但现实中“打”的力度很不够，所以只剥皮，难刨根；“防”的措施少，主要要求经营者自律，效果差。所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无忌讳。“防”主要是防患于未然。笔者认为，政府应出台有效措施，加强对商品的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的宏观调控监管，应加强“防假”的调查研究工作，加强对各“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的防假工作，各行业协会对市场商品的动态、信息，对商品真假的识别能力都有独到之处，应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同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防假”方面的完善经验。
2、改革打假体制，建立法治体制下的打假体制。我国目前的打假体制，主要是以行政执法为主，质量技术监督机关，检查—立案—扣留涉嫌假冒伪劣商品—调查—鉴定—出鉴定结论—定性—告知—作出处罚决定，一条龙一个机关包揽。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程序：检查—立案—扣留涉案财物—送检—定性—告知—下达处罚决定书，基本上都由一个机关工作。这样的体制下，打假机关对个案是否按法定程序，是否严格依法办案，由于缺乏一整套严格完善的监督机制，再加上受到人情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执行难等因素，所以执法不严就泛滥起来。笔者认为，把目前打假工作完全的行政执法，逐步转变为“检控制”，即由行政机关调查取证，并向司法机关提出由司法机关定性处罚，该怎样处罚（或承担刑事责任）由审判机关决定。“检控制”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已取得举世公认的效果，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打假体制，把“人治”打假，转移到“法治”打假的轨道上来。
3、建立完善的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以解决打假工作的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的问题。打假工作的执法不严，以罚代刑是最突出的问题，也是造成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主要原因。我国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有人大、纪检监察，检察、审计、政协、新闻媒体，可谓部门多，但大多数只重视对贪污、贿赂的监督，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打假方面职能职责的日常监督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差，实践中形同虚设。所以，行政执法机关在办理个案时，基本不考虑到如果不依法办案又怎么样的问题。由于行政机关不受有效的监督制约，所以本身违法执法，不按法定程序办案，不按法律规定进行行政处罚，以罚代刑十分严重。对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最具威慑性的是追究刑事责任。有人说行政执法，是在执“指示”、执“意思”（指领导者的意思）。所以建立一套完善的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有效遏制住打假工作中的执法不严，以罚代刑，打假工作才能开创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