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执法的过程中，必须坚决制止宗族势力的发展和漫延，这种制止必须是通过法律的手段。为此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修复基层与社会体制的脱钩，保持国家法律在农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和权威性，进一步落实《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就显得非常重要。没有法律的权威和威慑，没有相应的机构配套，国家法律的影响和渗透就会落空，社会合理的规范秩序就难于形成。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粗放管理的社会，在农村，国家的权力只是间接的体现，村庄的事务则由各村“自主”的领袖来管理，国家的正式官僚机构，实际上是到县衙门为止[2].农村实行改革以来，部分乡村基层组织涣散、社会秩序局部松垮，文化教育滞后。这些都在消解或削弱基层政权和法律在基层控制的功能。因而，在宗族势力回复或漫延的时候，国家法律必须进行有力的调控，法律必须准确、及时到位，必须体现出它应有的权威与威慑，不如此，极有可能导致宗族秩序获得一定的地位，久而久之，甚至可能对现代法律构成挑战。同时，为保障法律的实施落到实，消解现代法律与乡村的“中梗”与“阻隔”，在实施过程中，对农村传统的讲情说理，重调解等民间资源应加以合理的吸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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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86年版第212页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87年版第277页
[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81年版第617页
[4]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载《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95年
版第706页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82年版第173页
[6][法]享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87年版第22页
[7]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89年版第45页
[8]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81年版第25页。
[9]谢维扬《从农村宗族问题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载《学术月刊》95年6期。
[10]《得一录. 宗祠条规》转引自《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2年版178页
[11]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8─59页。
[12]《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98页。
[13]谢邦宇、黄建武《行为与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94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