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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而分析法律的功能和价值。从控制的角度讲，法律是一种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然而我们反过来试问一下，解决纠纷的手段难到只有诉诸法律手段才行吗？再进一步讲，难到通过法律手段就能真正解决了问题吗？让我们以具体的实证调查来分析。例如，当某一边远山区的农民为某一纠纷寻求法律帮助时，他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离城远、交通不便，属于哪家受理分不清，要化费多少费用，法官的态度怎样，要多长时间处理完毕，结果会不会满意等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既麻烦又没底的。在没有法律传统的中国社会，不仅人们的权利意识淡薄，而且运用权利的能力还十分低下。据一份调查数据反映，50％以上的农民不懂自己有些什么法律的基本权利，有80％以上的农民没有请过律师。明人王士晋在规劝本族子弟止讼的《宗祠条规》中就表达了这种担忧“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盖讼事有害无利，要盘缠，要奔走；若造机关，又坏心术；且无论官府如何廉明，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门便手胥皂呵叱，伺候几朝夕方得见官。利直尤可，理曲到底吃亏；受笞杖，受罪罚，甚至破家。忘身辱亲，冤冤相报害及子孙”[3]
一个社会如把解决争端的重担全部诉诸法律，它所导致的结果可能会带来“法律爆炸”的危机，即诉讼成灾，积案如山，办案拖延，再进一步讲，由于法律只重视事实和证据，只关注当事人双方争执的焦点，而不涉及他们关系的其他方面，因而诉诸法律解决的最终结果可能也并不如人意，有的甚至可能扩大了当事人之间的分歧，造成和加深了社会反常。在法制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可以找到很多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惨遭失败的事例，在理论上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要降低对法的理想化期待的呼吁。在西方社会，随着法人类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外之法”的作用注重对“未开化民族”中“活法”的意义。特别是近几年来，西方社会面对蜂拥而来的诉讼纠纷和“法律爆炸”的拖累，提出了诸如院外案件处理日常化、群众化；发展院外的有效解决争端的机制；鼓励调解和妥协，阻止当事人运用法院解决纠纷等。以日本为代表，它们就采用了一种抑制诉讼，鼓励调解、限制司法规模的“小司法”的路线。费孝通先生曾说过“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运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讲，在
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发生了”[1] 可以说，在乡土社会里，“法律并不是效力最高的控制工具。说服性的控制工具，如暗示、模仿、批评、报酬、赞许、反应等，往往比法律有较高的功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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