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适用程序不同。在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在保安处分规制上存在“二元论”与“一元论”，因此，其适用程序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各国的立法规制来看，大致有四种形式：第一，裁判所有决定、宣告保安处分及其期限的权力，并参加审理、量定的积极活动；第二，保安处分的宣告机关为裁判所，执行由行政机关全权负责；第三，裁判所确定保安处分的科处，但科处的期限须由执行机关负责决定；第四，裁判所的职权仅限于宣告“可适用保安处分“，其具体科处由行政机关负责掌握。可见，各国关于保安处分适用程序的规定虽有些许差异，但在保障个人自由和诉讼经济原则的前提下，一般都把处分的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即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认适用对象的社会危险性，并加以适用。而劳动教养实行的是认定制，审批权在名义上归属于由行政机关组成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实际上则由公安机关独家行使。
（6）执行制度不同。其一，在执行机关的规定上，两者存在差异。保安处分的执行机关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立法规定上存在三种形式：第一，德国模式，即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并实施监督；第二，意大利模式，即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第三，日本模式，即保安处分的直接执行机关是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执行任务的指挥权归检察人员，法院享有保安处分与否的决定权。劳动教养的执行机关则为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劳动教养管理所。其二，在执行设施方面，两者存在差别。保安处分在何种设施内执行，须考虑被收容者的人格、习惯、素行以及由人格危险性派生的社会危险性，一般是在开放或半开放的设施内执行。而劳动教养则以所内执行为主导，所外执行为补充。其三，在执行内容上，两者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立法规定，与刑罚执行的关系以及累进处遇三个方面，在立法规定上，由于保安处分不单以犯罪的轻重来确定执行期限的长短，更以被处分对象人身危险性的程度来确定执行期限的长短。因此，在各国的立法例中，大多没有假释、缓刑、时效、赦免以及期限折抵等规定。在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中，虽然也没有假释、时效、赦免等规定，但在实践中却有类似于假释的“三试”和“缓教”的做法，同时，劳动教养法规中有期限折抵的规定；在与刑罚执行的关系上，1935年在柏林召开的第十一次国际
刑法及监狱会议决议指出，只要无损于保安处分的真实目的，刑罚与保安处分在执行上须贯彻两者的区别精神。保安处分的执行设施与刑罚的执行设施须分别设定。纵观劳动教养发展史，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的性质不同，要按照自己的性质办出自己的特色，但是，由于在体制上长期依附于劳动改造，因而始终未能摆脱“二劳改”的阴影；在与刑罚等处罚并科的问题上，保安处分存在与刑罚的并科与竞合现象，而劳动教养与刑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既不能与刑罚并科，也不是刑罚的替代措施，更不能与刑罚“选科”或竞合。
（二）劳动教养与收容教养
1、收容教养之源流考察
收容教养措施的实行在国外由来已久。早在1557年，英国伦敦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收容教养院”，其收容的对象为生活没有着落的穷人、流浪汉和犯罪少年。这一措施的法律化始于19世纪末，1889年1月，美国伊利诺斯州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院法》，根据该法，少年法院应当对16岁以下失养失教，孤独无依的少年儿童，以国家的名义承担监护教养之责。1907年英国也制定了《少年法》，规定对少年犯不适用刑罚而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或监护处分。此后，收容教养制度逐渐推广，为世界各国相继采用。
在我国，收容教养制度是伴随着法制建设的进程，逐渐产生、确立和发展起来的。1951年12月，中央法制委员会《关于未成年人被匪特利用是否处罚的批复》和1955年5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少年犯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被认为是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滥觞。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 、司法部在《对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续和清理等问题的联合通知》中首次使用“收容教养”一词。该通知指出：“----如其犯罪程度尚不够刑事责任的，对无家可归的，则应由民政部门负责收容教养 。”对于刑满释放的少年犯，“无家无业又未满18周岁的，应介绍到社会救济机关收容教养。”可见，当时所实行的收容教养，主要是安置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少年犯的一种社会救济措施，尚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收容教养制度的性质。
现代意义上的收容教养制度产生于1957年。是年，根据北京市委的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开始对违法犯罪的少年儿童不逮捕判刑，而采取收容教养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教育挽救失足少年儿童的措施。为了充分肯定收容教养的实践经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于1960年4月发出了《关于对少年儿童一般犯罪不予逮捕判刑的联合通知》。《通知》指出：“少年儿童年龄小，判刑多了不恰当，判刑少了时间短，不易改造过来。少年儿童犯罪的人，还没有
刑法观念，判刑与否对他们作用不大。因此，对少年儿童犯罪不判刑，而采取收容教养的办法，比较主动，有利改造”。“···教养改造的期限，一般不作规定但应当根据他们在改造过程中的好坏表现，确定解除教养或继续进行教养。”1979年制定的刑法典把收容教养正式纳入了
刑法的调整范围。该法第14条第4款明文规定：“因不满16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1991年《
未成年人保护法》、1997年修订后的
刑法以及1999年《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重申了79
刑法的上述规定。
2、收容教养性质之理论之争
关于收容教养的性质，理论界争议较大，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1）刑事处罚说。这种观点认为，收容教养是一种刑事处罚。其理由是：其一，从适用对象来看，收容教养的对象是犯罪的少年，而不是一般的违法分子。法律之所以对其不适用刑罚处罚，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所造成的后果不严重，而是因为他们年龄小，不适合接受刑罚；其二，从执行场所来看，收容教养的场所是少年犯管教所，而不是一般的教育机构或矫正机构；其三，从法律依据来看，收容教养是刑事立法确立的一项法律制度，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xli]
（2）行政处罚说。这种观点认为，收容教养是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其理由是：其一，收容教养的对象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犯罪少年，而不是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其二，收容教养的场所虽然在少年犯管教所，但与对已判刑的少年犯的管教方式根本不同，即对少年犯是收押看管，对收容教养对象是收容教育。[xlii]
（3）刑事强制措施说。这种观点认为，收容教养是公安机关对犯罪少年所采取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其理由是：其一，收容教养的对象是犯罪的少年，对其收容教养必定带有刑事性；其二，收容教养对象必须在特定场所和一定期限内接受强制教育，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因而带有强制性。[xl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