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 关于“为权利而斗争”在现代社会中作为自我技术的阐述，参见赵晓力：“民法传统经典文本中的“人”观念”，《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一辑，1999年。
[vii] M.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 tr. by Allan Sheridan ) Vintage Books, 1977.
[viii] 参见华康德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 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ix] 涂尔干：《劳动分工》，渠敬东译，第二章，未出版的打印稿。
[x] 关于作为“权力容器”的机构建制，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 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xi] “人民的胜利”，《解放军报》，社论，1981年1月26日。
[xii] 参见强世功，前注1引文，第五章。
[xiii] 这些调查基于我自己参与的由朱苏力教授主持的“中国基层司法制度及其运作”课题组的田野调查。
[xiv] 这句俗语来自一个法官给某位中央领导反映法院具体困难的一封信中，参见强世功，前注1引文，第五章。
[xv] 参见强世功、赵晓力：“双重结构化下的法律解释：来自中国法官的经验”，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
[xvi] “弥散性惩罚”的特征包括：“1、被惩罚者（包括罪犯）的弥散性：在正常人与罪犯的链条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犯罪，每一个人在片刻之间就可以成为犯罪；2、惩罚主体的弥散性：在整个社会组织和机构所编制的惩罚之网中，被一个人都是处于监视和惩罚位置上的警察，他不仅是自己的警察，同时也是他人的警察；3、惩罚技术的弥散性：从日常纪律到严酷的刑罚（甚至死刑），从灵魂的反省到肉体的折磨，惩罚已经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4、惩罚功能的弥散性：从犯罪分子的认错到“遵规守法”者的积极劳动或做“好人好事”，惩罚实现的不仅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功能，而且实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和做“好人好事”的教育功能。”参见强世功，前注1引文，第一章。
[xvii] 关于“专断性惩罚”与“基础性惩罚”，参见强世功，前注1引文，导言。
[xviii] 在1997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反革命罪”被正式取消了，由“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
[xix] 关于“批斗”这种惩罚技术的分析，参见强世功，前注1引文，第一章。
[xx]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参见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编）：《法学基础理论学习资料选编》（上），1982年（未公开出版）。
[xxi] 本报评论员：“学会使用法律武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光明日报》，1981年1月27日第1版。
[xxii]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
刑法、
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参见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编）：《法学基础理论学习资料选编》（上），1982年（未公开出版）。
[xxiii] 详细的分析参见强世功，前注1引文，第四章。
[xxiv] 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的分析”，载王铭铭、王斯福（编）：《乡村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关于法律仪式更详细的分析，参见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
[xxv] P.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s a Sociology of Judicial Field, (38) Hastings Law Journal, 805-853.
[xxvi] Foucault, “On Popular Justice : A Discussion with Maoists” in Power/Knowledge :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ed. by Colin Gord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xxvii] “过去我们在进行政治斗争时出现大批错案，根本原因固然是左倾思想导致的斗争扩大化，但是法制不很健全，特别是不能严格地依照法律以及程序办事，大搞不受法制约束的所谓政治运动来‘横扫一切’，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报评论员：“学会使用法律武器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光明日报》，1981年1月27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