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个例子说，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的规定：
　　“凡下列措施在条件相同各国间不会构成任意的或无端的歧视手段，或者不会形成伪装起来的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则不得将本协定说成是妨碍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行如下这些措施：
　　（a）为维护公共道德所必需者；
　　（b）为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者；
　　……
　　（d）为保证遵守与本协定不相抵触的法律或规章所必需者，……”
　　这里（a）(b)(d)三个款目都含有一项标准：“所必需者（necessary　to　…）”。GATT时期几个涉及适用此条的案件中，专家组都把“所必需者”解释为：“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措施中，违反GATT规定最轻的那一种”，或者“对贸易限制最少者”（The　Least　Trade　Restriction）。这种在“例外条款从严解释”思想指导下做出的解释，把GATT时期引用此条款为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辩护者胜诉的可能性，几乎降为零，而且这种标准及解释已被乌拉圭回合制定的《技术障碍守则》、《卫生检疫协议》所采纳。从“海龟案”中上诉机关“参照条约宗旨与目的，善意予以解释”（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WTO宗旨中“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世界资源获得最佳利用”的规定，不同于GATT“使世界资源充分利用”的宗旨，对GATT1994的第20条作相对从宽解释的趋势看来，对“所必需者”的标准很可能将有新的解释。
　　第二，从被法律条款所制约的对象来说，“规则”有很强的可预先性。一般说来，当事方在采取行为前就能预料到其法律后果，这叫做“第一可预可性”。或者，在案发后，当事方才发觉到会有什么结果，这叫做“第二可预见性”。这正是“规则”最明显的特征。而“标准”则不然。由于它的概括性，常可对之作出两种以上迥然不同的解释，成为争讼的焦点。例如，WTO反倾销守则第17条第6（ⅱ）款明文规定：“专家组要根据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来解释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凡专家组认定：对本协议的一项有关规定允许作一种以上解释者，只要该解释是那些可允许解释中的一种，专家组就应裁定其措施是符合本协议的。”不难看出，对一项规定是允许作出几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哪种解释更好。
　　第三，“规则”与“标准”的区别，一般不在于表述文字的长短，而在于规则的含义分明，界定清楚，语气硬朗。例如GATT1994的第23条第1款（b）(c)项：“凡任何一个缔约方认为，它依本协定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受到剥夺或损伤…而这是由于…（b）另一缔约方实行的任何措施，不论其是否与本协定相冲突…”均可提出诉讼。这个GATT/WTO所特有的被称作“不违法之诉”的条款，用很长的句子所表述的全是“标准”，可算是整个WTO协议条款中的“超级标准”。怎样把这个标准实际适用到特定案情事实呢？没有周密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司法解释，是根本不可能的。1950年“澳大利亚化肥案”第一次适用这个条款，当时的“工作组”作出的司法解释是：各国在作关税减让时“合理预期到［可获得］的利益”，受到剥夺，虽则剥夺该利益的政府措施并不违反GATT法的规定，仍可提起诉讼。其后近半个世纪都沿习此解释，直到1998年在“柯达诉富士胶卷案”中才出现另一种解释。我将另文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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