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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仅仅靠专项打击是不够的

  所谓社会因素即黑社会得以存在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黑社会背后的政治后盾、司法腐败、社会管理不到位、贫富差距过大、流动人口过多、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等等。
   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有参政的要求,黑社会一面对抗政府专政机关,一面向政治圈渗透,花费巨额金钱向国家权力机关寻租,谋求关系网的保护。警方破获的几乎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背后都能找到强大的权力支持。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就用金钱“控制”了一批当地官员。初步调查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 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在张畏别墅围墙外竖有“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沈阳刘涌暴敛钱财,滥杀无辜。这个黑老大,竟是沈阳市人大代表。吉林黑社会头目梁旭东,与之牵连的党政干部达30多人,有地方官员,还有公检法党政机关的干部。吉林顾德成犯罪集团,本人竟能先后当选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因此,扫黑处恶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根除黑社会的保护伞,对于和黑社会有关联的或者对黑社会态度暧昧的党政干部必须给以严厉的制裁。
  社会管理的不到位,促使黑社会自动填补或替代了一部分社会功能,从而使得黑社会组织在某些地方和某些基层组织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比如在一些农村的基层组织中就有黑帮头目担任要职的,郑州某地的街道办事处不是就将公章交给了黑帮头目使用吗?当然,黑社会一般要履行承诺,信用总是要的。如果政府丧失了某些社会功能,黑社会就会自动替代反面填补。曾有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判决无法执行,黑社会组织上门讨债就马上盛行。所以,政府必须真正行使应承担的职能,并且鼓励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家族组织、宗教组织的正常发展,依法活动,弥补市场经济不能够承担的社会功能。
  大量民工涌入城市,支援了城市建设,方便了城市人的生活,但是也为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新的难题。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城乡流动人口大概有5000到8000万人,外来人员犯罪率占整个社会发案率的1/3。外来人员本身素质较低,不懂法律,工作不稳定,而且大部分聚集在城市村庄里面,形成城市部落民,当周围贫富反差过大、受媒体对黑社会不正当的渲染以及社会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同时作用于这些部落民身上时,组织黑社会或者参与黑社会活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此,如何对城市部落民进行有效地管理和素质教育也是遏制黑社会犯罪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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