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诉机关在论证上述三项解释时，从表面上看，似乎虽遵守了ＷＴＯ《解决争端的程序与规则的谅解》（ＤＳＵ）的明文规定——审案只能适用ＷＴＯ法这一限定，但字里行间却令人感觉到它已超出了这个界限。它大量引用了非ＷＴＯ法的各种国际条约以及诸如《奥本海国际法》，郑斌《国际法院与法庭所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等论著。这些非ＷＴＯ法，按《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规定，都属于“国际法渊源”，即作为国际法资料来引用并适用于案件的法律规则。上诉机关并没有明示承认这些非ＷＴＯ法可以作为与ＷＴＯ规则并行的规则，直接适用于对本案的裁定。它巧妙地利用《裁决报告》的注脚说明：本案上诉当事国是该条约的批准国，暗示它们有遵守这个非ＷＴＯ条约的义务。例如，在引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用〔注１１０〕说道：本案原告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已批准，美国承认该公约大部分条款是习惯国际法。在引用《濒危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时，用〔注１２０〕和〔注１２１〕说：“我们注意到本上诉所有参与国都是ＣＩＴＥＳ的成员”。
　　对于这种表面遵守和实际违规的做法，现在尚无一致的看法。美国学者休德克给它起了个很有趣的名字，叫“解释用的〔国际法〕渊源”（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从上述四个要点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为保护海龟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第６０９条款的规定，符合并有资格引用第２０条（ｇ）项规定。这和本案专家组的观点是相反的。
　　（五）接着进行第二步，审议美国在实行该措施的方式方法上，是否符合第２０条“引言”里的“在条件相同的各国间不会构成任意的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不致形成伪装的对国际贸易的限制”。上诉机关并未直言要对这种标准“从宽解释”，而是先在ＷＴＯ协定序言中，把ＧＡＴＴ１９４７“序言”中的“使世界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改成“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世界资源获得最佳利用”，造这个重要差别上做文章。按照“参照条约的目的与宗旨”作解释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对第２０条“引言”要做哪些不同于过去的解释呢？上诉机关在裁决中说，“我们相信，这必然为我们对ＷＴＯ附件〔包括第２０条“引言”在内〕的解释带来新的色彩、变数和微妙差别”。从而暗示出，应朝着符合环境保护的方向，作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具体解释。
　　毕竟美国实行的措施和方式太霸道了，即便上诉机关煞费苦心地再从宽解释引言标准（限于篇幅，从略），也无济于事。因此宣布美国败诉。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