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的缅因湾案、1985年的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和1992年的圣皮埃尔—密克隆案中，一方面，涉及划界的大陆架在地质结构上是单一构造的同一大陆架；另一方面这三个案例都涉及用同一条线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或渔区)，因此，国际法院或
仲裁法庭虽然审查了地质因素，但最后认为与该案的划界无关。
从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的发展来看，地质和地貌因素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较之1969年的北海大陆架案，也大为减弱。一方面是由于大陆架定义中，200海里距离标准的引入；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些海洋划界案同时涉及到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或渔区)划界。所有案例都没有否定地质和地貌因素是海洋划界中应考虑的相关因素，至少国际法院或
仲裁法庭并未反对，在从当事国的海岸量起200海里范围以外的大陆架划界，地质和地貌因素是一个应该加以考虑的相关因素。
(三)当事国的行为
当事国在海洋划界争端发生前的国家行为，可以作为划界考虑的相关因素。在1982年的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中，当事国的行为被作为划界时考虑的相关情况。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考虑两当事国可能认为是公平的、或当作公平而按其行动的各种已经划定的界线——只要这些界线曾作为暂时的、影响到哪怕是部分划界区域的解决方法。最后，国际法院在决定第一段边界线时，考虑了两当事国在1974年以前给予石油租借区的行为，这些行为导致它们使用了一条从阿杰迪尔角起、角度约为子午线偏东26°的向海方向的线，这条线与在过去被看作是事实上的海上界线的边界点上的海岸垂直线大致相同。
在1985年的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中，
仲裁法庭相信，它有充分的理由把1886年条约中的“南部界限”到阿尔卡特拉兹为止的一段，作为达成一个能够导致结果的划界目的而应予考虑的因素。《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洋划界案判决书》，第110、106、93、119、124段。这种对“南部界限”的考虑完全是基于当事国的行为，法庭认为，从法国、葡萄牙到它们的继承者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都把南部界限作为自从886年以来，邻接海岸区域的一条“临时协议”(modus viendi)边界。安杰希：《海洋边界的国际法和地中海的国家实践》，1993年，第101页。
(四)第三国的利益
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对第三国的利益给予了重视。判决认为，在大陆架划界中的一个相关因素是：“……要考虑到同一地区各相邻国家间任何其他大陆架划界所产生的现实或可能发生的影响”。在1982年的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强调“第三国的权利保留”，在1985年的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中，因为意大利在两国争议地区附近也有大陆架要求，国际法院为了尊重第三国意大利的利益，而限制了利比亚—马耳他的大陆架划界区域。法院认为，它无权决定涉及第三国大陆架主张的地区的分界，所以须将其判决限于没有第三国主张的地区，利、马两国也表示愿意接受法院的这一决定。在1985年的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域划界案中，
仲裁法庭认为，“一个预定要达到公平结果的划界不能忽视该地区其他已作出的或有待作出的划界”，为此，
仲裁法庭审查了该地区，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海域划界问题。
(五)保护资源的统一性
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指出，“保持矿床的统一性是划界谈判过程中应给予合理考虑的一种实际因素”。在1985年的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也认为，“已经知道的或已经查明的、正在进行划界的大陆架资源，……足以构成在划界中予以考虑的有关条件”。随着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矿产资源不再是海域划界中唯一的主要资源，专属经济区内的水中生物资源亦是同样重要的资源之一。在涉及专属经济区的海域划界中，如何保护海洋内的生物资源，相信会成为新的考虑因素。
(六)对自然资源的平等利用
在1993年的格陵兰—扬马延案中，第一次对自然资源的平等利用，列为划界考虑的相关因素，并导致了中间线的移动。法院认为，双方当事国都强调该地区的海洋资源对它们各自利益的重要性。法院知道，在格陵兰与扬马延之间，主要的可开发的渔业资源是毛鳞鱼。毛鳞鱼具有季节性回游的特点，它主要出现在双方当事国主张重叠区域的南部。适用中间线划分渔区，对于西边的丹麦距离太远，不能确保它平等的进入毛鳞鱼区，因此，基于这个理由，应把中间线向东移动。同时，国际法院还考虑了北极附近漂浮的冰块是否会影响双方当事国对划界区域资源的利用。法院承认，终年不化的冰块可能会阻碍对区域内资源的利用，因此构成该地区一个特殊的地理特征。但法院认为，在本案中，漂冰(drift ice)的条件对渔业资源的利用尚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