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不良债权的问题上，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可以借鉴。一种是美国的作法。即：迅速处理。政府果断及时的处理银行的不良债权，追究有关人的责任，损失由国家负担，安定了金融，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相反日本的作法是为了不丢选民的选票，对不良债权问题的处理拖延了7、8年未解决，使银行的不良债权由当初的13兆日元，上升到1997年的68兆日元，再增加8兆日元，日本银行将大部分破产，日本政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拿出30兆日元给银行追加资本，防止了金融崩溃。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作法，而不应效仿日本的模式。
造成这不良债权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单一的间接融资体制问题。现在，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渐降低，城乡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却逐步上升，而且民间集中资金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因此，国民总储蓄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总资金来源的结构也随之而变。以前，企业所需的资本都由政府供给，如今政府已经成为资金的净支出部门，储民成为资金的净剩余部门。如何将储民个人资金转变为企业的资本，这是社会资本配置问题，提供这种资本配置的安排是金融市场的功能。金融市场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来配置资本，即直接融资的方式和间接融资的方式。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单一的间接融资的方式。而单一的间接融资在资本的配置过程中，容易产生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
银行不能按照市场的要求和商业化的原则来配置资本，政府的行政干预，造成很多贷款变成政府性贷款。特别是很多贷款贷给了经营效益并不好的企业，当这些企业不能按时归还银行贷款时，这些贷款就变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政策性贷款和不良资产的增加，造成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风险上升，银行资产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增大，而这种违约风险常常会影响银行的信誉和效益，严重时会导致象日本一样银行的破产。
可以说，单一的间接融资，模糊了债权者和债务者之间的真正信用关系。表面上看，银行是企业的债权人，但是，由于银行又是储民的债权人，所以，企业债务人的真正债权人是储民而不是银行。储民是储蓄的主体，企业是投资的主体。但对资金分配的主体仍然是政府。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前，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分配资金；在改革开放以后，利用行政手段通过银行间接地分配资金。资金分配的手段之所以没有从政府手中过渡到市场，最根本的原因，一是企业和银行的产权主体没有确立，二是证券市场没有发展。所以，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资金出现了体制性错位，其表现就是国有企业过度的负债和国有银行不良债权。因此，要培育和发展证券市场，打破单一的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应建立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多元化融资格局。
证券市场是直接投资的场所，市场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供求关系，来不断调整投资产品的价格，从而引导投资者的选择和资源的流动，保障资源的最优配置。市场奉行“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一方面投资者对筹资者的投资约束硬化，要求筹资者按照契约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市场将投资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分散，由众多投资者共同承担。
3．集中立法、建立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证券市场
规范中国证券市场，最重要的是制定一部科学、完善、统一、切实可行的
证券法。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起草和颁布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实施细则等数量达到几十种之多。但一部统一的
证券法千呼万唤仍未能出台。
而且从目前的管理体制来看，管理证券市场的机构多而复杂，不仅有国务院证券委、证监会，还有人民银行、国家纪委、国家体改委、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家财政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他们之间由于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标多有矛盾冲突，致使监管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近几年中，证券市场多次因有些管理部门的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而引起股市大起大落。
有必要遵循国际惯例建立一个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以对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的监督管理。尽快制定出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明确其法律地位、责任，使它具有独立的行政权、完整的监督权，从根本上改变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都管都不管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