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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法律现象的符号学分析
符号学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被应用到法律的各个方面。格雷马斯曾经就1966年法国公司法进行过符号学的分析。杰克森则将符号学运用到法律各个领域。
就利益上升为法律这个法律现象而言，格雷马斯的符号学将这个问题分解成四个相互关联的行为素，即基本元素：一般利益和个人利益，社会合法利益和社会原初利益。法律对一般利益设定“规定”，对个人利益“不规定”，对社会原初利益“禁止”，对社会合法利益“不禁止”。不规定和规定之间是矛盾关系，禁止和规定之间是反对关系。规定和不禁止属于法律领域，是文化层次的东西；禁止和不规定属于法律的参照领域，是自然层次的东西。接着，他分析了它的结构。以图为例： 文化（法律水平）←————————→自然（参照水平） 规定（一般利益）←————————→禁止（社会原初利益） 不禁止（社会合法利益）←————————→不规定（个人利益）
具体而言，从左上角开始，一个生理的人，在没有形成参与集体事业愿望之前，是法律的局外人。但是他是广泛国民的一部分，其合法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被保护着，从属于“一般利益”，这种一般利益是一种文化的构造。当这个人表示出参与集体事业、获得新财产的愿望时，这种适当的愿望不因为没有适当的规定而不存在价值。它称为“个人利益”（右下），属于“自然”，即不从属于社会规则。与其他人个人利益的关系导致这个人个人意志的社会化，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从属于社会控制，所以他的活动可能被社会认为是权力的滥用。因而，他们仍然是自然的（右上），是禁止的对象。只有当他们要避免禁止的行为而要求合法化时，立法者才承认这些社会利益，用“规定”或“禁止”来调整他们，使之变化为合法的社会利益，从属于“文化”（左下）。最后，这些合法的社会利益又被吸收到局外人的合法利益之中，为“一般利益”所掩盖（左上）。分析了句法结构后，符号学进一步分析符号的转化的过程。自然的社会利益从属于禁止，但是当这些自然的社会利益变化成合法的社会利益时，这种禁止就被否定了，变成了不禁止。这些被承认为合法的社会利益属于广泛的不禁止行为，但是它属于未被定义的领域，表现为不被明文禁止的自由。但是不禁止行为也并不意味着不受规则调整。在法律水平上，文化操作表现为规定，而不是禁止。法律实体本身，只能通过立法命名而产生。所以，合法化的社会或一般利益的产生，需要规定性的规则。〔5〕
除了法律现象的基本问题外，杰克森还用符号学分析了刑事诉讼，古以色列法、法律实践等等广泛的问题。这里以一个案例为例，看看杰克森符号学在具体法律案件中的运用。〔6〕
1991年4月，被告人斯雷索尔梅（Yvonne Sleightholme）被判为谋杀罪。理由是她于1988年12月在北约克谢（North Yorkshire）村谋杀了她前情人的妻子。案情是，斯雷索尔梅在谋杀的18个月前与死者的丈夫订婚。死者和她丈夫婚后6个月时被谋杀于他们的家庭农场。现场发现了类似斯雷索尔梅轿车的轮胎印记。谋杀的前几天，斯雷索尔梅父母农场里的一把22号莱福枪遗失，但枪杀后的第二天，在距谋杀现场15英里处被找到。谋杀的武器几乎肯定是这把枪。死者的血型相对少见（250人中只有一个），且在斯雷索尔梅的轿车里发现了该血型的血。审判初期，斯雷索尔梅声称有一个不在现场的证明，她说她当时在苏格兰度假。但这个不在现场的证明后来被证明是虚假的，因为在谋杀的当晚，至少有两个证人看见她驱车漫游于谋杀发生地。杰克森说，从起诉人角度看，斯雷索尔梅谋杀案具有完整的结构。在叙述语法水平上，同时存在符号学上所谓的动机（感情纠葛）和能力（持有武器）要素。她声称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可以被认为是否认她具有实施谋杀行为的可能，但是证人证言否认了这一点，从而就肯定了谋杀现象的本身。在表达水平上，证据显示出一个被抛弃妇人出于嫉妒杀其后继者的原型叙述。
如果从斯雷索尔梅的申辩上看，那么也有一个结构。她声称，她是该丈夫暗地里设置圈套的牺牲品。按她的解释，她与她前情人，即死者的丈夫的性关系一直延续至他与死者的婚姻之后；该丈夫曾经告诉她说，他娶其妻而没有娶她是他的一个错误。谋杀的当晚，她曾与该丈夫有个约会，但是他没有履约。她给他打过电话，而他邀请她去农场。当她到达时，她被三个男人扣留在厨房内，后来看见一辆轿车开进来，听到一声枪响，而后她失去了知觉。当她醒过来时，她被释放但被一人严厉地警告说：如果她泄漏任何一点发生的事，她的姐姐和姐姐的两个孩子将被杀害。她解释说，这就是她为什么当初给出虚假的不在现场证明的原因。按照这种解释，该谋杀可推定为是由该丈夫雇佣的职业杀手实施的（因为该丈夫对该谋杀的反映缺乏丝毫的同情）。被告的辩解因此是：那些职业杀手从斯雷索尔梅父母那里偷了莱福枪，用它枪杀了死者，将死者血滴于斯雷索尔梅轿车的行李箱上，最后在斯雷索尔梅离开之前用她的车处理了尸体。后来他们又将莱福枪放回斯雷索尔梅父母的家中。
杰克森认为，两种结构反映了两种原型叙述结构，被告人在两个结构中具有不同的角色，一个是妒嫉的和遭遗弃的情人，另外一个是职业杀手巧妙陷井的牺牲品。为了解释哪一个结构更具有说服力，杰克森提出了三个标准：1.相对的相似性。即在表达水平上，该案情呈现的结构与哪一个原型叙述更相似？2.社会知识的力量。哪一个原型叙述在大众的头脑里更根深蒂固？人们更熟悉妒嫉和被遗弃情人的故事，还是更熟悉职业陷井无辜牺牲品的故事？3.结构的连贯性。哪一个故事的结构更具有连贯性？其中，第1和第2涉及社会水平和表达水平之间的关系；第3涉及叙述语法和表达水平的关系。通过详细的符号学分析，杰克森认为起诉人设定的结构更有说服力。三、对法律理论的符号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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