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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孙”的由来
（一）来自蒙古先民自然禁忌的“约孙”
“蒙古人有这样的习惯：春天和夏天，任何人都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坐于水中，不在河中洗手，不用金银器汲水，也不把湿衣服铺在草原上，因为按他们的见解，这样会引来雷电大劈，而他们〔对此〕非常害怕，会害怕得落荒而逃。有一次，合罕（按：窝阔台）和察合台一起出去打猎，他们看到一个木速蛮（按：伊斯兰教徒）坐在水中洗澡，在习俗上不放过〔一点〕细节的察合台，想要杀掉这个木速蛮。……”〔7〕
这条古老的习惯显然来源于自然禁忌，而且，它已经作为“习惯法”为蒙古人所遵守。蒙古人最初生活在森林之中，后移居草原，一直以游牧、狩猎作为其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庞大的畜群难以计数，这就决定了他们对自然水源的绝对依赖关系。如《黑鞑事略》所述：蒙古人居徙“迁就水草无常，……得水则止，谓之‘定营’。”说明他们对自然环境的绝对依赖情形。赵珙《蒙鞑备录》中也记载了蒙古人因珍惜水源而形成的古老风俗：“其俗多不洗手而拿擢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于衣袍上，其衣至损不解浣濯。”“鞑人……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8〕从侧面反映了因高原水源有限对蒙古风俗习惯的影响。因而随意污染河流、浪费水资源的行为便会受到禁止。蒙古人相信“长生天”的存在，据《黑鞑事略》徐霆疏：“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另据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出使蒙古国亲眼目睹所作的记述：“仲夏的时候，当别的地方正常地享受着很高的热度时，在那里却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致使很多人死亡。”〔9〕这与蒙古人所处地理环境有关：居处高原，旷野无垠，大自然有充分施展淫威的空间。所以，借助天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约束目的便可奏效。在成吉思汗立法颁行的“大札撒”条目中，就有“于水中、余烬中放尿者，处死刑”〔10〕之条。古老的习惯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具体为法律条文，而在原有意义上的“习惯”仍然继续对社会有约束性作用，这就使得一条远古的“习惯”因时代的进步而兼具双重社会调节功能。这是蒙古社会特殊的历史现象。因而，在特定的时期，演变成为法律条文的“习惯”并不丧失其本身作为“习惯法”所具有的法律效力。
（二）来自蒙古社会传统观念的“约孙”
“约孙”作为蒙古社会古来的习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并世代沿用。在成吉思汗最初被推举为蒙古部大汗时，曾发誓道：“我决不让祖居沦丧，决不允许破坏他们的规矩、习惯（yusun）！”〔11〕大蒙古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颁布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条文——《大札撒》，然而札撒的内涵较之约孙要狭得多，约孙在具体的法条之外有更丰富的涵义，调节着蒙古社会的各个方面。“约孙”不是代表个人意志，而是社会意志的反映。若违背“约孙”，即违背“道理”，因而为社会之“理”所不容。打一个较为接近的比方，在古代蒙古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约孙”的位置大致相当于中原王朝“礼”的范畴，它并非由哪一位立法者人为制定，而是与蒙古社会相伴而生。“约孙”是从蒙古人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无需为它确定任何法律形式就具有对社会的约束性力量。所以，在成吉思汗《大札撒》产生以后，“约孙”仍然与之平行使用，共同作为调节蒙古社会的行为规范。如，蒙古人传统观念尚右，故而有“系鞑主之颈，骑而相向者，其左而过则谓之相顺；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则谓之相逆。”〔12〕有学者论述中原王朝的“礼”是中国古代的习惯法，认为礼“不仅具有道德规范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13〕“约孙”作为蒙古社会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也兼具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双重性。从成吉思汗的一段训言就能反映出“约孙”的这一特点：
“凡是一个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gulam）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yusun）和法令（yasa），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他们〔出征〕打先锋所骑的马精疲力竭、以致倒毙、腐朽、化为乌有。”〔14〕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为建立这样一套家族制社会的秩序，仅靠成吉思汗的“法令”即“札撒”并不够，还应同样重视古来的习惯即“约孙”（按：在此“约孙”已经具有习惯法的表现形式）。为保障这一秩序的实现，他以咒语的方式规定了轻视“约孙”和“札撒”的后果。实际上，这不仅约略地折射出蒙古时期法律文化的原始性，主要表明的是蒙古汗国从大汗到一般普通民众，在已经将“约孙”认可为普遍的“社会意志”的基础上，同时又把它当作经过国家认可并表现为“国家意志”的行为规范，在它的背后，表明是依托着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的。源自于蒙古人传统观念的“约孙”，在蒙古社会具有相当强的习惯性势力，它作为通行于全社会的“习惯”，还作用于蒙古人的婚姻习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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