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赦的程序与仪式
赦，在封建帝王时代，是重大事件。因为既可以宣示帝王恩德，又可以显示帝王权威；既能表现帝王的恤刑仁爱，又可以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所以历代王朝大多十分重示颁赦的程序与仪式。
据《汉旧仪》的记载，汉代遇有践阼、改元、立皇后、太子等大事颁布赦天下诏书时，首先由帝王正式颁诏，然后丞相、御史复奏有关情况，待一切就绪，分别由丞相、御史乘专用的传驾车到郡国解放囚徒，宣布诏书。郡国又派官吏乘传厩车马到所属的县治传达赦诏，解放囚徒。〔１６〕其间对传达诏书使臣的接送也有相当隆重的仪式。据《隋书·
刑法志》记载，《齐律》规定：“赦日，则武库令设金鸡及鼓於闾阖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阙前，挝鼓千声，释枷锁焉。”可以想象，“挝鼓千声”的气势，当场“释枷锁”的场面，在一千五百年前，恐怕是十分热闹隆重的了。设金鸡以示赦诏的形式，不知从何时开始，但魏晋南北朝时期始见于北齐的有关史料。《佩文韵府·禾马韵·赦下》记曰：“《北齐书》：武成大赦，于殿门外建金鸡。不详其义，问于司马膺之，对曰：《海中日占》云；天鸡星动，当有赦，帝王以为候。”此后，历朝宣诏赦令，有设金鸡为徵候的传统。宋金时代有了发展，赦仪更为复杂庄重。元明虽不设金鸡徵候，但仪式都更加复杂隆重，特别是明代始将颁赦诏的仪式推而广之，凡颁诏均行大典，并增加了很多地方迎接诏书的仪式规定，使朝廷颁诏的隆重延伸到全国各地，进一步扩大皇威与皇德的影响。清代则延续了明代的方式，所有诏书，均以“颁诏仪”〔１７〕行之，且把金鸡演化成金凤，而且增加了用采绳把诏书从金凤口中衔下的礼节，显得更加严肃且蒙上了一支神秘的色彩。
四、赦的评说
赦，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停止过，由于政治形势的不同；帝王本身及其左右大臣们的观点不同，赦的次数多寡悬殊。大体上乱世赦多，几乎是历朝历代的规律。三国吴的孙皓，在位十七年十五赦。孙皓为政残暴因而政治局势动荡，所以迫不得已屡行赦事以笼络人心稳定政局。晋统一中原，武帝司马炎时期，是司马氏的多年经营之后立国的初期，这一时期也就算是西晋盛世了，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大小赦事十四起。而到了惠帝时，二后肇祸，八王构乱，政治形势动荡不安，惠帝不得不运用赦的手段为自己芨芨可危的宝座增加一点威慑力，短短十七年间，改元十一次，大小赦事二十八次，其中永宁元年一岁三赦，永兴元年竟岁颁七赦。是两晋赦多之冠。纵观南北朝诸国，大都立国时短，战乱时多，赦事频繁亦不足道。一年再赦，或一年多赦是常见。盖时局动荡，而帝王们不得已为之而已。
对于赦，封建时代的许多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法家都是持否定态度的。管仲认为“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生也。”〔１８〕匡衡认为：“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１９〕都认为赦非但不能劝导人们向善，而且是引导人们去犯罪。王符尖锐地指出：“洛阳主杀人者，高至数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则杀人不止，皆以数赦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大恶之资终不可化，虽岁赦之，适劝奸耳。”〔２０〕《三国志·孟光传》记载延熙九年秋，大赦之后，孟光於众中责大将军费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也认为赦不是明智之举，是“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然而邱浚却认为：“当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则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当危疑之时，赦不可无，无则反侧不安而祸不解。”是比较公允的说法。赦是对犯罪人的宽宥，如果这些罪犯是因为伤害了百姓而就刑的，如其被赦，则是受害者之冤无处申诉，是必形成不公正的结果。所以持否定态度的意见历朝皆有的。
赦，作为封建帝王的一种政治手段，历代帝王没有不用的。然而，赦对于历代帝王从来都是有限度的。所以赦文中常加以限制，如赦中加上诸如“殊死以外”或“死罪真犯以外”等一些限制性的语言，把对社会，主要是对皇权威胁较大的罪犯，限制在可原罪之外。明代开始出现了“常赦所不原”。有时在赦诏中即行指明“常赦所不原者除外”，意思是依法律规定犯有常赦所不原之罪的人犯，不论所判刑种量刑等级，均不在这次赦的范围，即不得援赦免罪。
“常赦所不原”，唐宋律文均不见有此规定。唯明律《名例律》中始见，其律文曰：“凡犯十恶、杀人，盗系官财物及强盗、窃盗、放火、发冢、受枉法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略卖、和诱人口，若奸党及谗言左使杀人，故出入人罪，若知情故纵，听行藏匿、引送，说事过钱之类，一应真犯，虽会赦并不原宥。其过误犯罪及因人连累致罪，若官吏有犯公罪并从赦原。其赦书临时定罪名特免及减降从轻者不在此限。”自此，赦文才有了“常赦所不原”的说法。清律延用此条，文字亦相同，只是《大清律例》此条下有九条例文，作了大量补充。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盛与衰亡的时代。当然作为帝王政治和法律手段的赦也就更成熟更加完备，其立法也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常赦所不原”律文的出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从律文中对赦的范围的限制，也不难看出“赦”作为帝王手中工具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