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完成相应的权属变更登记；二是对无需登记的动产采取活封(如不贴封条)等措施时或查封标志自行脱落、遭毁损时，债务人将查封物出卖，设定抵押、出质，第三人因信赖占有(交付)而与债务人交易；三是第三人卖受属于债务人的不动产或其它需要登记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未及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而被视为债务人的财产予以查封。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利益上冲突的观念，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认为第三人对法院的查封并不知情，而为换取针对查封物的相关物权，第三人又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如果要强调查封的效力，势必使无辜第三人丧失原来可以取得的针对查封物的物权。这种结果，对第三人而言，并不公平。
那么，第三人就查封物所为的上述交易行为，究竟能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呢?这是解决上述冲突的关键之所在。关于这个问题，应区分交易发生在查封前还是查封后，分别进行研究
。
(一)前述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其共同特点是交易均发生在查封后。由于此类交易是以法院禁止处分的财产为交易对象，而这种交易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5]，故法律上、解释上均应认定其无效。因交易行为无效，当然不发生当事人预期的物权变动的后果。
另外，第三人也不能依公信原则，就查封后所为交易，主张(交易)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因为法律赋予登记(交付)以公信力，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只能是在真实物权状况与登记(交付)所表现的物权状况不相符的情况下[6]。而查封后的两种交易并没有适用公信原则的这一前提。
(二)查封前所为交易(第三种情形)，是否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则与一国立法上所采的态度有着密切联系。采登记(交付)要件主义者认为，非经登记(交付)，不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登记(交付)公示主义，则认可交易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公示主义虽然也有非经登记(交付)，不得对抗第三人的主张，但这种第三人是有其特定内涵的。申请查封的债权人就不能依公信原则，以登记(交付)反映的财产归属，信其为债务人所有，而排斥与债务人为交易的第三人[7]。
在我国，根据《
民法通则》和其他法律规定，学者们认为我国动产的物权变动系采交付要件主义，而在不动产则采登记要件主义[8]。基于登记(交付)要件主义的一般要求，第三种交易自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查封前与查封后的两类三种交易虽有其共性，但也有差别。这就是，两大类交易中的交易对象一个有违法的成份，而另一个则没有。为此，对在不同情形下参与交易的第三人的保护，法律上理当有所区别，以示公平。实务中，有的法院为了不因强调查封效力，造成新的纠纷，一般不轻易否定第三种情况下第三人应取得的权利，借以保护第三人(案外人)利益。但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也与法治国家的宗旨相悖。笔者认为，要保护查封前参与交易的第三人的权利，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期待权的理论，在条件成熟时，从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