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习惯　　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革时期，新的法律关系的
　大量出现，立法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虽然北洋政府规定仍适用清末现行法律，但在许多领域，法院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没有法律可依，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习惯。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当时适用的习惯主要有商事活动中通行的惯例(第132页)、民间的借贷习惯、契约出现纠纷时的责任分担习惯(第9页、第222页)，民事诉讼适用当事人主义，凡当事人已有协议须遵守协议的习惯(第55页、第159页)，审案中法官劝争息讼的习惯(第159页)等。
　情理　　人情事理，在中国古代曾是司法实际部门审理案件的重要依
　据。至近现代，这一传统仍然得以保留。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有适用“法理”的(第33页、第158页等)，有适用“条理”的(第48页、第178页、第180页、第230页等)，也有适用“法的精神”的(第212页等)。
　此外，还有一些案件在处理中，也适用了外国民商事法律如法国、德国民法典中一些通行的原则。［19］
　Ⅳ　　《华洋诉讼判决录》还帮助我们纠正了一些以前一直流行的片面的观念。
　比如，在许多教科书以及我们的观念中，清末民初我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是西方列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在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刑民事纠纷时，法院也都站在洋人一边，偏袒洋人，欺压国人。然而，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来看，情况并非全部如此。当时的法院，虽然从整体上来说，是维护北洋政府、保障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工具，但由于相当一部分法官的努力，大多数案件的审理基本上是以事实、以证据为本，以法律、以判例、乃至以社会公理为据的，比较公允、合理，并没有偏袒洋人。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在“比商天津电车公司与孙恩元因赔偿损害一案判决书”中，当比商公司代理人宣称：“孙二庆(孙恩元之子)自己赶抓电车，以致坠落被轧身死，是其致死之原因。由于自己之过失，公司已出葬埋费三十元。原判更令负担抚恤费一百元，虽为数不多，然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时，法院予以严正反驳：“孙二庆之被轧身死，虽由于自己之过失，然该车中之司机卖票等人，亦未免太不注意。……孙二庆虽属幼童，尚无十分能力，然以后之希望甚大，岂仅一棺木费三十元即足为抚恤之资耶?至谓抚恤费太重以后遇有此等事件颇难办理，查人命至重，岂能任其常有!即令以后遇有此事，亦应从优议恤，以重生命而保公安”(第24页)。
　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类似这样以同情有道理之弱者的判决词为数并不少。从该判决录所收集的判决书、决定书来看，除极个别外，[20]其处理结果都可以说是比较公正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