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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四个令状，许多原来属于封建法庭和教会法院管辖的案件（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封君与陪臣之间的纠纷，以前都在封建法庭审判，自然对陪臣不利）现在已归王室法庭管辖。亨利统治后期，王室又发展出债务令状（ｗｒｉｔｓ ｏｆ ｄｅｂｔ）。收回被非法占有的动产令状（ｗｒｉｔｓ ｏｆ ｄｅｔｉｎｕｅ），抵押令状（ｗｒｉｔｓ ｏｆ ｇａｇｅ）、收回非法扣留动产令状（ｗｒ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ｌｅｖｉｎ）、违约之诉令状（ｗｒ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ａｎｔ）等。〔１４〕依这些令状，王室司法管辖权从原来狭窄的范围扩展到包括土地、契约、侵权等广泛的领域，王室法官们在每一个新领域里都积累发展出自己统一的原则，使普通法的形成能建立在一个广泛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没有令状制，没有广阔的司法领域，普通法是无法形成的，这正是令状制对普通法形成的意义所在。
三、引进陪审制
恩格斯曾把普通法称为“唯一仍传播于世界的日尔曼法，〔１５〕这体现了普通法与日尔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普通法与大陆法不同，它不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是在日尔曼习惯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普通法的形成以日尔曼法为基础，那么它形成之前那为数不多的王室法官是如何通晓分布于全英格兰的纷繁复杂的日尔曼习惯法的呢？究其原委，这之中的奥妙全在亨利二世改革所引入司法领域的陪审制。
陪审原是加洛林帝国国王的特权。国王为了了解某地社会治安，官吏工作及土地归属等问题，往往召集当地最值信赖的十二个人组成团体，经宣誓后回答他的提问。当时这种制度主要是用于行政管理，并带有浓厚的皇室特权性质。十二世纪前后，安茹公爵杰弗里（Ｊｅｆｆｅｒｙ， 亨利二世之父）曾在安茹和诺曼底的重要民事案件中采用陪审调查；〔１６〕征服者威廉也曾运用这种调查团对全国土地人口进行大清查。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在亨利二世之前将陪审团用于司法领域还是极少见的。亨利二世改革时，将陪审制正式引入民事审判。〔１７〕国王在令状中规定某些特定案件可以采用陪审，郡长依此令状召集邻居中的十二个人组成陪审团，在王室法官面前回答提问。后来，陪审又被用于刑事控诉。
陪审对于普通法形成的意义在于它为王室法官提供了一条了解和熟悉各地习惯的有效途径，从而能够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很容易地了解分布于全国的习惯法。当郡长在挑选陪审员时，他总是选择那些最了解案件情况和最熟悉当地习惯法的人。当后者组成陪审团在法官面前接受提问时，法官总要问及当地习惯法是如何规定的。这样，法官每巡回到一地，都能通过陪审团了解当地习惯法，并运用它作出判决，经过的各地巡回，他们便了解了全国的习惯法，当重返威斯敏斯特时，彼此便聚在一起讨论研究各自了解到的东西，对它们作出评价，熔各地风俗于一炉，进而提炼出能适用于各地的统一原则。普通法就是在这种长期反复实践中形成的。
对于普通法的形成来说，陪审制除了为王室法官提供了解各地习惯法的机会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陪审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与自己地位同等娬*诉讼，从而增加王室法庭的业务，间接促进普通法的形成。事实上，在当时王室法庭扩大司法管辖权的过程中，它并不能凭借自己的皇室性质而采取多少强硬手段，因为地方和教会势力并不是可以被轻视的。王室法庭所能做的全部只能是设立与地方法庭，封建法庭，教会法院相并立的司法权管辖，利用自己公平的优势与后几者展开竞争，将案件吸引而不是强拿到自己这里来。在王室法庭引进陪审制时，地方和教会的法庭仍然在采用神明裁判，宣誓及决斗的落后方式进行裁决。相比之下，前者要文明，先进和公平得多。因此，许多案件纷纷转向王室法庭。如果说发展令状制是王室扩大司法管辖权所采取的积极主动措施，那么引进陪审制则是王室在这方面更为冷静也更为高超的招数。
亨利二世改革所采取的三项措施并不是孤立的，相反，这三者互相联系，共同作用，使英国法朝着一个全新的方面发展。这次改革用令状制和陪审制打开了王室法庭广阔的司法管辖领域，王室法官利用陪审制提供的条件，掌握了复杂的日尔曼习惯法，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普通法。不过在亨利二世时期，普通法尚未定型。到十三世纪，普通法内容得到了充实，诉讼程序也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格式，出现了专门的法律从业人员，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判例，著名法学家布拉克顿（Ｂｒａｃｔｏｎ）写出了《论英国的法律和习惯》（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一书，对普通法作了全面的总结，至此普通法基本形成。但所有这些事实丝毫不会影响也不会冲淡亨利二世改革对普通法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正是亨利二世改革才真正开始了普通法的形成过程，改革的具体措施为普通法发展建立了大致的框架，并塑造了普通法某些根本性特征。“他奠定了习惯法的基础，使后人得以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其‘图案’会有所变化，但‘外形’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因此，亨利二世改革对普通法的形成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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