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程序问题。《
行政处罚法》在第五章第三节“听证程序”中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第
４２条）。”从该规定的字面意义和其所处位置可以推测出立法者的意图：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适用听证程序而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而且，该条关于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中确实没有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在内。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程序为传唤、讯问、取证、裁决四个环节。这种程序并不包含作为现代行政程序精髓的“听取对方意见”、“排除偏见”等原则和精神，其公正性、合理性根本无法和以抗辩、质证为核心的听证程序相比，甚至不如
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普通程序。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是最严厉的、对当事人影响最为直接和重大的一种，本应该更审慎、更严肃地对待。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的设定权〔２３〕上就可以看出〔２４〕，立法者一直很重视这类行政处罚。可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决定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中不仅看不到这种谨慎和严肃，而且随意地适用相对粗糙的，不符合现代程序精神要求的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程序规定，尽管该条例曾经起过一定的示范作用。
行政处罚法中的这种规定显然和立法者在处罚权设定中体现出来的重视态度不相符，有违“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宗旨和公正原则。我们的观点是，要么尽快修改、完善《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严格的听证程序；要么在修改
行政处罚法时，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３．关于行政处罚的执行。《
行政处罚法》第六章专门对行政处罚的执行作了规定。然而其中大多是关于罚款的执行问题。关于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加处罚款；拍卖或划拔所抵缴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意味着行政机关除前二项措施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强制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
行政诉讼法》第
六十六条却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依该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依法自行强制执行。两部法律的规定不尽一致，给法律适用带来矛盾和不便，也不利于保护相对方利益。笔者建议应加速制订《行政强制执行法》并修改相应法律规定，以求得法律规定的统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责任编辑／王亚山）
注：〔１〕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４１页。
〔２〕〔１２〕季卫东：《比较程序论》，载《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３〕这一点在诉讼程序上表现得尤为典型。今日的法庭辩论规则只注重程序本身设置的公正、经济，与案件内容并无实质性联系。
〔４〕约翰·罗尔斯：“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ｐ．２３９．
〔５〕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５页。
〔６〕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姡保梗狄场＊*〔７〕〔１３〕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９、１５１页。
〔８〕季卫东认为，现代程序设计应遵循正当过程，中立性、条件优势、合理化四项原则。参见《比较程序论》，载于《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９〕姜明安：《行政程序的设计应兼顾控制处罚权的滥用和保障处罚权有效行使两项目标》，载《行政法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１０〕《
行政处罚法》依一般认识应为规范行政处罚程序的法律。但因我国目前无
立法法、行政强制执行法等法律，故该法同时规范处罚权的设定、实施等实体性内容。本文将该法作为主要规范行政处罚程序的法律分析，故称“行政程序立法者”。
〔１１〕姜明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选择》，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１４〕〔１５〕〔１９〕〔２１〕〔２２〕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８４、５３９、４３７、４２７、４９２页。
〔１６〕关于行政程序的主要制度，国内行政法著作或教材概括不一。这里仅从实践需要出发分析几种主要行政程序制度。参见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６５页；姜明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选择》，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１７〕美国的听证程序有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之分，这里的听证程序类似于美国的正式听证程序。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１７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