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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毙老人、幼孩之案，有欺凌情状者俱应入情实。如事本理直，伤由抵案，及手足他物伤轻并金刃一二伤情轻者，亦可入缓。
这种概括用词极为精炼，言简意赅而“实”“缓”之分一目了然。有无“欺凌情状”，是决定这两类案犯“入实”还是“入缓”的关键。下录出语，以证其然。
出语之一：
道二十三年，云六本。杨占春。倚醉致毙逾七老人。情节不好。惟先殴铁器一伤，刀不用刃。迨被死者撞头拚命刃戳，究止一伤，尚与实在逞凶欺凌者有间。至另伤妻母，系属轻罪不议。尚可原缓。记候核。
本案九卿会议因杨占春致毙逾七老人“刀不用刃”，在死者拚命之下“刃戳究止一伤”，另伤妻母又属“轻罪不议”，有此三种“情”，故将杨占春拟缓。但是，这三种“情”虽然使“逞凶欺凌”“与实在逞凶欺凌者有间” ，但毕竟还是“欺凌”。所以九卿会议虽然“原缓”，奉旨仍然“改实”。
出语之二：
道二十一年，川三十八本。胡友连。刃伤二人后，因七岁幼孩哭骂，金刃砍戳。三伤二致命，一由肚腹穿透后右肋，情伤俱凶，难以区区情急为之原解。记实候核。
对待七岁幼孩使用“金刃”，即使有“区区情急”，亦难掩其“欺凌情状”，伤由“肚腹穿透右后肋”，何等凶残。出语“记实”，奉旨亦“照实”。
但是，“欺凌情状”尚不是唯一条件。“事本理直”，无“欺凌情状”，还必须①伤由抵御，②手足他物伤轻；③金刃一二伤且情轻。即原因、手段、情节均有可原之情，方可“八缓。严“情”之度，以杜滥“情”坏法。
出语之三：
道二十二年，热四本。王魁。撩倒后，铁器七伤，一致命骨损。死系十二岁幼孩。殴情较凶。姑以死者将伊猪只打死，理本不直。该犯刀不用刃。稍有可原。记缓候核。
衅起死者打死王魁猪只，“理”在王魁；“刀不用刃”，并无致死之犯意；故出语“记缓”。但是，死者身受七伤，一伤并“致命骨损”。其“情”不轻，其伤亦不轻。故奉旨王魁仍然“改实”。
综观沈氏所作撮要与所录出语，前者为纲，后者为目；前者为沈氏习律之体悟，后者为其刑部前辈之实践。职是之故，笔者以为《内定律例稿本》实为沈氏汇嘉、道、咸三朝刑部秋审实践，经反复体悟而成之习律之作。
衡情酌法准理，衡情而不滥情，酌法而不坏法，即为理之所在。这种情、理、法的统一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和司法审判的传统之一。中国明清时代的秋朝审，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传统。“秋审原情 ”，有无可原之情，是秋审“实”与“缓”、“勾”与“免勾”的关键。沈氏习律，抓住这一关键，也就抓住了秋朝审的纲要。这是沈氏本书的精到之处，也是沈氏坚持中国法传统令人着眼之处。下面再列两条，以见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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