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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前述记载沈氏未刊书目之作，对各种未刊书目均予记列，而此书稿却独缺呢?又为什么会辗转流落东瀛呢?后一个问题，笔者无据不敢妄论。至于前一个问题，愚以为，乃因本书稿为沈氏早期在刑部任职时的习律之作，撰写《墓志铭》(对沈氏著作列述，皆以此为据)时，抑或尚未被发现，抑或因其为早期之作而被忽略所致。
《沈家本未刻书集纂》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所藏之《刑案删存》。该书卷六对清朝秋、朝审有一段精僻的解说：“向来秋、朝审情实人犯，臣部于九卿议定后，缮写黄册，按省分远近，与题本分次送内阁，恭呈御览。其有情节稍轻者，如服制官犯等项，及常犯内语言调戏致妇女羞忿自尽，谋故杀案内死近罪人，火器毙命，或系救亲情切，或衅起疑贼，或抵格误碰，一切情稍可原之类，均于黄册出语内声明，有奉旨仍行勾结者，亦有蒙恩免勾者，均出自圣裁”。据此而通观《内定律例稿本》，实为嘉庆、道光、咸丰(仅二年以前)三朝秋朝审黄册出语之汇集。
沈氏于同治初年进入刑部，其时年纪尚轻。虽有家学习律渊源(按：沈氏之父在刑部为官有年)，因进部之前重在求取科举功名，故其在刑部实难以刑名熟手目之。而熟悉刑部例行公事，熟悉清律和各种例案，特别是刑部最重要的例行公事——秋朝审，实非朝夕可期。因此了解、熟悉、掌握刑部现存饿额、由前辈撰写的各类黄册出语，成为沈氏习律的最好教材和途径。他身为刑部官员，客观上有查阅刑部档案的各种方便条件；家学习律渊源，进入刑部前颠沛滚离的阅历，主观上有这种要求。主客观相结合，正是本书得以成稿之因。书稿汇录出语至咸丰二年而止，这与当时的国内形势相关。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初年，正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时期。在全国性的大动乱年代，清朝秋、朝审名存而实亡。刑部档案无稿，沈氏书稿自然无录。本书出语多为嘉庆、道光两朝(特别是道光朝)，至咸丰二年而止，其原因盖在于此。
《内定律例稿本》共录各类出语1116条，以若干条为类而设一目。总计79目(卷一至卷六，次第为：7、7、11、19、21、14)。各目(类)或数目类之后，沈氏先就该目类之出语加以撮要，点明该类案件“实”“缓”之要，然后按时间顺序逐一尽列该类出语。这种编撰方法，有伦有要，实在是习律的一种好方法。
下面略举卷一之第一、二目，以窥其貌。
卷一计有“致毙老人”、“致幼幼孩”、“幼孩致毙幼孩”、“老人毙命”、“致毙妇女”、“殴死兄妻”、“殴死弟妻”七目，其中第一、二目，因其致毙对象“老人”“幼孩”有其共性，故沈氏将此二类出语加以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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