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票据对价的法律效果，与合同对价效果是相同的。英国１８５１年的Ｂａｒｂｅｒ诉Ｒｉｃｈａｒｄｓ一案，已经为票据对价的效果，作了定论，即票据对价在法律上构成相对抗辩事项或者对人抗辩事项，适用于直接相对当事人之间。这一理解，过于单一，不符合我国票据法实际规定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因此，也为我们所不能接受。
票据法将票据取得分成二大类，一类是必须支付对价，一类是无需要有对价。
取得票据，必须支付对价，第一，肯定了对价是票据权利取得的必备条件，没有对价给付，持票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第二，根据适用实际，这一效果只限于票据直接相对当事人之间的抗辩，而不能扩大适用到后手正当持票人。例如，甲签票给乙，乙未按约支付对价而取得票据，并将之转让给后手丙。设丙为正当持票人。如果丙持票向乙追索，乙必须负责。如果丙持票向甲追索，甲同样必需负责，不得以签发票据缺乏对价为由进行抗辩。但如丙从乙处获得支付，乙以持票人身份向甲进行追索时，甲可以以乙取得票据，未支付对价为由，拒绝付款。第三，从前一效果延伸，对价从正面赋予了后手正当持票人以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即便其前手持票人所拥有的票据权利并不完整，甚至其根本就不曾实际拥有过票据权利，如通过偷盗或欺诈取得票据，后手持票人只要出于善意，并支付相对应的代价，其权利的完整性不受影响。
取得票据，不需支付对价，只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几种特殊情况。
票据法第
１１条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这就是说，因税收、继承或赠与而取得票据，纵使没有给付对价，持票人所取得的权利仍然是合法、有效的。以赠与为例，票据一旦赠与，赠与人不得以受赠人未给付对价为由而要求取回票据。受赠人有权向那些应对赠与人负责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如果票据债务人对赠与人进行付款，这一付款，不解除其对受赠人的再付款责任〔１４〕。
但是，依法无效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其所享有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
票据法第
１１条在紧接着上面引述的内容之后，续了一条“但书”，规定，持票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也就是说，未支付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的权利，要受到其前手权利的制约，前手权利完整，他的权利也才完整，前手权利有瑕疵，他的权利就有着同样的瑕疵，前手实际不曾拥有票据权利，他的票据权利也无从存在。设一实例，甲签票给乙，丙从乙处偷得票据，然后将之赠送给丁。丁如知道丙是偷来票据，丁为恶意持票人，当然谈不上享有票据权利。但如丁并不知情，丁因未支付对价而取得票据，丙又不是票据的实际权利人，故而丁也应为无权利之人，既无权起诉甲，也无权起诉乙。这一权利限制所起到的抗辩，为绝对抗辩。任何票据债务人都可以此为由，对持票人进行抗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