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
合同法》第
7条。这种作法对保证交易的安全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在现代市场的
交易中，为了追求交易的迅捷和方便，当事人大量采用电话、录音、录像、电传E-Mail
等方式订立合同，如果
合同法一概不予承权，就会给交易带来许多不便，影响交易的效
率。
很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现行
合同法的价值取向与现代市场之理念是不合
拍的。如果不适时进行新的取舍，将逐渐影响乃至于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的价值需求
法律是价值追求的规范形式。任何一部法律都反映着主体的价值追求，同时主体的价值追求只有体现在法律中才是有实效的。从价值的本质看，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关系，价值的本质在于主体能对其进行具体入微的体验或享受， 离开这一本质便是非价值。人类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能够体验或享受价值，没有价值享受或体验的人生，不论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社会，都是极大的不幸，反之， 如果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得不到有效的、持久的、稳定的保障，则是全人类的最大不幸。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的价值需求直接决定了
合同法的价值，所以，研究
合同法的价值的前提就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的价值需求的把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在交易的过程中的价值需求是多方面的，如正义、秩序、自由、公平、效率、安全等等，但最大价值需求莫过于效率与安全。这里的效率是指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在产出给定的情 况下，投入越少效率越高）或用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在投入给定的情况产出越多效率越高）。正如经济分析法学所言，在市场中，每个主体都是理性的，“都是试图使自我利益极大化，并尽量减少代价和损失”（11）对于交易主体来说，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效益，这是今天的每一个交易主体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的价值。但是，再有效率的交易，如果的不到安全的保障，交易也将化为泡影，所以，安全是主体的另一大价值需求。这里的安全是指动态的交易安全，即主体依照合同取得利益时，法律 对于该项取得行为进行保护，不使之归于无效。在交易中，安全一方面表现为交易人对其所为交易行为之合法性信赖，其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打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 交易人对其交易行为效力的确定性期待，即行为不应由于当事人的任性而处于长期效力 不稳定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全是实现效率的保障，而只有安全保障的效率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主体的社会价值，最终体现正义的理念。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合同法的价值
法律是客观化的主体的意志表达，当主体的价值需求上升为国家的价值需求时，国家就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将其固定化、客观化，正如列宁所言：“意志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表现为政府机关制订的法律（12）。”1999年3月15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质上就是对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价值追求的法律化。当人类的价值追求通过明确的法律形式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法律这一价值化的规范结晶便变成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体世界，法律的客观性及由其所决定的价值客体特征，使法律成为人类创造的能够满足其价值追求的实在物。
正义、秩序、公平、自由、效率、安全等价值都在
合同法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都是
合同法精神的主要内容，对它们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仅对于交易活动、司法实践、理论研究，而且对于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但是，
合同法的价值是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在该体系内部，各种价值要素的位阶是上下浮动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特定时期，总是有一种或数种价值处于首要地位，其他价值处于次要地位。如前文
合同法价值的历史考察中所述，古代
合同法将安全价值放在首位，近代资本主义
合同法将效率价值放在首位，而现代社会的
合同法又大都将效率和安全价值并列放在首位。这并不意味着该首要价值是排他的，次要价值是不重要的，对
合同法的价值进行不同的侧重，是针对不同时期的情况进行价值衡平和选择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的价值可分两个层次去研究，即直接价值和终极价值。直接价值就是
合同法对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所产生的直接效应。如效率价值和安全价值，交易主体依
合同法进行交易即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依照
合同法获得公力救济，以保证交易的安全。终极价值是指
合同法对主体终极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应。如正义、秩序、公平、自由等等,合同主体依法进行交易即可得到法律的肯定性评价，违背法律法规、国家计划、社会公德、社会善良风俗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所进行的交易，即使完全符合当事人的意志，也不会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合同法通过对交易的不同评价，以此来维护社会正义、构建稳定的交易秩序、保障主体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