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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尾随者的国度”中，幸福论驱动下的富强话语使那些思想或行动中形形色色的“立法者”忘记了，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些社会理性化的纪律，没有任何伦理的意涵，更不用说与自由的关联，它仅仅是死板的条文、印在书页上的规章或者象机器一样空空转动的轰鸣，普通人的选择就是要么成为机器中的螺丝钉，要么躲在机器背后，唱一些怀旧的哀歌。理性化仅仅是例行化，事务化，而没有任何自由的意涵。如果有自由，也只是少数制度设计者的“自由”。
当然，在这样的国度中，自上而下的“创造”并非脱离了任何的观念和情绪，成为单纯的就事论事，恰恰相反，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它往往在反动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之间进行极端的摇摆。[4]思想的迟钝与情绪的亢奋，使每个人都相信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最终在彼岸；而披着堂皇外衣的众人的神，就是他们的守护神。
在古希腊，守护神（daemon）是一个人灵魂的看护者，游荡在人与神的世界之间。不过这位看护者，体现了一个人灵魂中那种贴身的陌生性（familiar strangeness），一种有待发展的陌生性。这种隐秘的内在声音，总是暗含了一种来自外面的感召，或许是一种含糊的低语。如果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将不可能是一种稳定的，令人确知、可以把握，甚至占有的东西，也许需要我们耗竭一生的力量，找到并坚守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然后在冰冷的火焰中，燃成灰烬。
在一个复杂的理性化社会中，正象美国大法官布雷南（Brennan）所说的，“自由是一件脆弱的东西，一件非常脆弱的东西”。它既需要那些看起来琐碎冷漠的程序“技术”来保障。[5]但这些程序技术，同样也需要每个人艰苦的努力。离开了蕴含在每个人的伦理理性化中的自由技术，法律即使象机器一样，也并不一定靠得住。[6]毕竟，“一部没有生命力的机器，只是僵死的精神”。[7]在我们寄身的国度中，这一点大概更重要，它意味着没有参与的人，也将没有自由，因为握着每个人生命之弦的守护神，既不是政治仪式中的口号或者标志，也不是机器中的幽灵，而就出没在每个人自己通向“天国”的路上。“这事情必定成就在一个人身上。你们不可集体行动。你们必须分开。你们必须一个人一个地干。这样才有希望”。
在1906年讨论俄国的处境时，韦伯曾经指出，俄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地域辽阔，但又与世界历史缺乏关联的国家，也许是从头开始彻底建设“自由”文化的最后机会。不考虑所谓的“国民性”，也不考虑民族利益方面的冲突，甚至不考虑参与者的“党派”和“阶级”，俄国争取自由的斗争，在韦伯眼中，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8]今天，另一个“大陆性”的国家，也许面临了同样的历史命运，或者象韦伯常说的，“在历史面前的责任”。事隔八十年后，韦伯的“使命预言”最终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无法预知。也许自由与个性的空间，能从韦伯的文章，延伸到眼前的这页纸上，并经过无数看不见的道路，通向许多普通人艰苦的日常努力，这些正是当年令韦伯深受触动的东西。尽管我们在今天所能守护的希望，和韦伯当年一样，并不比绝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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