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六）
李猛
【全文】
六、“尾随者”的国度：自由的条件与自由的技术
从普通法国家的当代发展来看，普通法本身也日益实定法化。面对18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存在大量压力，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治理来维持所谓“自然秩序”或“自由秩序”，而这样的治理也日益以立法的形式出现，并交由正式或非正式的司法机构来处理，治理理性、立法理性与司法理性之间相互渗透。所谓“系统理性的引诱”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还是一个现实问题，面对复杂的社会，个人为自由而斗争是否仍然有意义，是否个人的自由命运最终要完全交给国家，法律的这种实质化倾向，以及政治正义，是否最终象韦伯所预言的那样，将我们带入一种新型铁笼，即使其中不是奴役的命运，也不乏冷漠与厌倦，充满了个人的无力，欠缺勇气、创造性与个人负责的精神。
因此，对现代社会的自由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由的条件的问题，还是一个自由的技术的问题：人们能否承担一个自由的社会对每个人自身提出的挑战？不同理性之间在颉颃与制衡中形成的“亲合力”，与民主、主权联系在一起的立法理性，这些确实都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自由的条件。[1]不过，学者们往往忽视了，能够担当这种自由社会的复杂性的自由人，需要具有自由的技术，能够面对冷漠与厌倦的挑战，做一个现代社会中孤独的陌生人，一个自救的人。韦伯关注的个性形塑与伦理理性化，只有放在这一背景下，才体现了它不可或缺的意义。
自由的技术对于我们的国度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韦伯当年曾经非常关注“尾随者”（epigone）的问题。对于处于“尾随者”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可以不费任何代价，享用并非斗争获得的自由。而丧失了争取自由的过程，“尾随者”的一代也不再具有足够的尊严和真正的个性，最终也不再可能有自由可言。[2]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韦伯预言的真正意涵。当自由的制度条件，脱离了个性与自由的技术，变成单纯的工具和形式的时候，这种理性化就从“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沉重的铁笼”。
发展中国家往往迷信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所谓“落后的优势”。在这些国家中，制度的引进，程序技术的形式化挪用，往往是通过一元性的法理权威（或者更多情况下是家长制色彩浓厚的“凯撒制”权威）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移植。由于这种制度移植的力量，往往是一元性的，不仅不能建立多元的社会秩序，往往还妨碍这种秩序的发展。更为危险的是，这些社会理性化的制度化移植，完全脱离了任何推动伦理理性化的努力[3]，没有任何实践权利的技术，作为这种理性化的行动支撑，最终导致理性化与自由的分离，理性化成为一个“仪式化”的“空壳”。我们只能象无所适从的学生一样，听见梅菲斯特在我们的耳边，半带怜悯半带嘲讽地说道，“法律和权利可以遗传，就象永久的疾病一样；它们从一代拖向另一代，从一个地方慢慢移到另一个地方。理性变成了荒谬，善行变成了灾殃；你作为尾随者，真是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