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面对普通法的这种司法理性的社会理性化，法律行动者的伦理理性化，具有与新教伦理中的一元的伦理理性化相当不同的复杂面貌。普通法的这种司法理性，之所以能够面对社会成员的伦理理性化冲突做出“回应”，正是因为普通法法律职业自身的伦理理性化，在普通法的程序技术中植入了真正的“天职”要素。而诉讼当事人之所以能够在“诸神之争”的社会中，从自己绝对化的价值立场出发，探索实践自己权利的技术，形塑自身的人格，其前提正在于法官能够借助自身的伦理理性化方式，以一种天职的“有纪律的激情”[16]来维持法律的“一贯性”，通过法律的程序技术来构建践行自由的技术的空间。因此，法官、律师这些职业人士与诉讼当事人不同形式的伦理理性化，从两个方向为普通法的程序技术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使普通法的程序技术，没有沦为工具化或形式化。换句话说，社会成员实践权利的技术是以法律的程序技术为前提，同时又充实和丰富了后者；而社会成员借助这种技术实现的伦理理性化，之所以能够形塑一种绝对化的人格（当然，不一定必然如此），能够发展一种具有超验取向的价值理性的伦理理性化，正在于法律的另一面是法律职业人士围绕法律“天职”进行目标理性的伦理理性化，“一种禁欲主义教导的职业伦理”[17]。这一点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的关系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未能理解，在价值理性和目标理性两种不同取向的伦理理性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赖和制约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除魔的世界”中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结构的关键环节。政治的非人格化，社会的抽象化，恰恰需要一种特殊、也许是最强有力的人格来支撑。这就是普遍主义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亲合力”，韦伯当年面对的各种亢奋的情绪主义、一元性的至善伦理或神秘主义（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都与政治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未能理解在价值多神论、政治普遍主义和政治－法律的职业人士的禁欲主义天职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现代人的个性，正是在破碎与完美之间摇摆，在分裂与整合之间挣扎，同时面对深度自我与表面自我的双重考验，将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从轰鸣的机器延伸到“机器中的幽灵”。
　　在这里，哈勒成了一个鲜明的象征形象。作为一个清教徒，哈勒的生平几乎就是英国早期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法律、政治、宗教与科学。[18]但面对政府的动荡，革命与复辟，宗教的教派之争，这位韦伯笔下新教伦理的代表――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好友，却始终试图同时捍卫他的宗教生活与他的法律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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