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旦个体化的“良知治理”政治化，也就是说将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延伸到政治领域，其危险就是世界的再次着魔，意味着整个社会秩序的“总体化”。这时，某个“共同体”往往开始具有总体化的面目，充当“良知的受托人”，运用例行化的治理手段（尤其是法律），通过管理人们生活，来实现社会正义，引导人们趋于自由，甚至希望塑造“新人”（new　man）。个体化与总体化的结合，使教会、国家，或者民族，不仅成了社会福利的管理人，还是个人自由与个性完善的监护人。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与作为信条化国家中的法律精神和科层精神的新教伦理，貌合神离，针锋相对。
　　韦伯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恰恰基于这一点，他强调了法理权威的形式理性化，并对各种“实质化”的努力深表怀疑。不过，当韦伯笔下“法律的形式理性化”变成了法学家或立法者手中的逻辑理性运算时，它与普通人生活的伦理理性化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理解。这种对无缺陷的法律规则体系的追求，就象边沁的“万全法”一样，仍然摆脱不了庇护型“国家－法律”的问题域。面对这种“万全法”的“自动售卖机”，普通人注定只是一个法律的消费者，对法律的神秘与强大满怀敬意，只能徘徊在法律的门口，不得而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正是德国“法治国”的内在痼疾。
　　面对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之间的这一僵局，韦伯的选择只剩下社会夷平状态下没有个性和自由的“政治－法律”机器（工具化和例行化的政治）与听任领袖的克里斯玛引导的领袖民主和大众动员的民主（危机化或浪漫化的政治）。无论最终我们选择什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都只能心甘情愿地交出我们的自由活动空间，如果我们曾经有的话。对于普通社会成员来说，自由成了明日黄花，只能在乌托邦的幻想中去憧憬，或者到“黄金时代”的怀旧中去缅怀，而理性化的现实却变成了深不可测的命运，无法逆转。
　　（2）能动的理性化
　　韦伯在临终前曾经指出，不同领域可以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图景和目标取向来加以理性化”。[8]这段话尽管引起了研究者的充分注意[9]，但不同的理性化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深刻的关联？不仅韦伯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同样也没有给出答案。
　　事实上，理性化的多元性和彼此的张力不仅是理性化的重要特点，还是理性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而这种理性化的“分殊”实际上正是通过依循不同“理性”逻辑的理性化之间的抗衡，形成一种张力关系，推动了整个理性化的发展过程。而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某一种具体或特殊的理性化，而在于存在这种具有张力的，复杂理性化的发展机制。也就是说，是一种“能动的理性化”。　正是这种不同形态的理性化，能够借助或吸纳各种不同发展逻辑的理性化之间的抗衡，建构了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理性化”发展机制，使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逐渐变成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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