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普通法的治理，针对的焦点是个人的外在行为，尤其是那些有可能冒犯良知的行为，而它将更为根本的“良心”问题留给了上帝和个人自己。也就是说，普通法的司法理性，并非教化式的“皈依”手段，但却更关注于实践习惯的形塑，这与我们在前面发现的普通法内在视角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90]普通法中的衡平女神，尽管同样又聋又哑，听不见个人内心的声音，但却能看到每个人的行为举止。[91]所以，在普通法的法庭上触及的“良知”，即使在衡平法院中，也并非清教徒意义上的良知。而仅仅是一种“市民的或政治的”良知。正如一位普通法的法官所说的，“法庭的良知是职业性（professional）的，而非信条性（confessional）”。[92]而且普通法法官与律师对衡平法院的前身，大
法官法庭（the Court of Chancery）之所以充满怀疑，就是因为这一法庭自称是“良知的法庭”，妄图直接触及每个人的良心，但在普通法律师眼中，最终不过变成了恣意的法庭。
普通法的习惯倾向的“良知治理”，是普通法的“法治”与德国法治国的一个重要分歧之处。从法治国的谱系来看，法治国中国家的角色深受德国由王公贵族推动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信条化”倾向的影响。德国历史学家谢林指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正是这种信条化，通过在宗教与政治、国家与教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而促进了早期现代国家的建设与运用纪律进行控制的主体化技术之间的紧密结合，导致在欧洲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体化。“信条化”与“治安国”结合在一起，使国家既充当日常生活无微不至的守护神，又担负起每个人良知的牧领者（pastor），从而推动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法治国试图摆脱国家作为日常生活与个人良知的警察形象，但国家自上而下推动自由的形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信条化国家的万能色彩。[93]在这样的国家中，正如一位探讨黑格尔的“伦理国家”学说的德国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国家――作为展开来的国家――从自己那方面来说，代表着自己的客观内容，在其安排和是（被假定为伦理－理性的）法律中是成为现实的理性，因此，不存在与它相对立的偏离良知的权利”。[94]个人的良知（实际上是“良心”）最终与国家的伦理合为一体，国家成为个人良心的看护者。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普通法面临同样的危机，但普通法回应这一危机的方式，却没有采取运用深入个人良心的“总体化－个体化”的方式来建立秩序，而是沿循了封建法团秩序中的一些程序化、自主化的框架与心态，以被动和自助的方式来治理个人良知与日常生活，其理性化充分借助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而从治理的逻辑与个人的伦理理性化的关系看，正是圣公会与普通法采取的这种有限的、外在的良知治理，才使无论哪一种教派的信徒，都可以依其自身信仰来追求自己的绝对化的，毫不妥协的价值（尽管历史事实并不象我们描述的这么“美好”）。而德英之间的区别也许暗示了理性化所遵循的不同的道路。
当18世纪这个“立法者的世纪”最终取代了17世纪这个“良知的世纪”[95]，普通法的理性，和决疑术一样面临了衰败的危险。在这个霍布斯的时代，一种新的“确定性政治”逐渐兴起，来管理这个“诸神之争”的世界。[96]面对政治治理、政治文化乃至大众心态上的绝对主义，即使在英国，普通法也不免象决疑术一样倍受猜疑，面对实定化日益强大的压力。其司法理性的逻辑，受到立法理性和议会主权的限制和遮蔽，逐渐在英国政治生活的公共话语中销声匿迹，只是以扭曲的方式保留在诸如柏克这样的保守主义的著作中。也许正如这位自诩拥有“普通法心智”的继承权（但实际上也许不过是一个“私生子”）的辉格党的善辩之士所言，这些批评者“将经验鄙夷为文盲的智慧，至于其他东西，则他们已经在地下埋好了地雷，它将在轰然一声的爆炸中粉碎一切古老的规范、一切先例、宪章和议会的法案”。[97]强调权利的实践技术的技艺理性，最终沦为“意识形态政治”的纷争格局中一种反话语的话语，倒颇有些“理性的狡黠”的味道。也许，培根的“自信”是有道理的。谁又知道，在柯克迷宫般的案例报告与培根清晰透明的“法律公理”之间，未来会把它的赌注押在哪一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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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an Caenegem认为，普通法特殊性来自其形成阶段独特的历史时机，即普通法的形成时期较大陆法律的“现代化”要稍早，而这时罗马法的复兴运动刚刚开始，尚不能提供成熟的“教授”法模式以供利用。因此，英国不得不利用自身的力量来塑造一种“普通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论述是我们这里描述的英国国家面对的治理问题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差距”的一个方面。参见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 chap.4；与本文的看法不同，Caenegem认为这一特殊性，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本文认为，这恰恰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参见Caenegem, “Max Weber: Historian and Sociologist”, 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