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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当年曾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要追溯到法国的“文学政治”，因为法国的文人与英国不同，从来未曾置身日常政治中，这反而使他们形成了运用脱离“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从抽象和普遍的原则出发，来探索政治体制基础的“文学政治”。[51]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及了英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的关键环节，以及普通法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正如法律职业在英国与欧陆同等重要一样，但却以不同形式发挥了作用一样，法律教育在欧陆也同样重要。社会的一般知识阶层也同样受到正规法律教育的广泛影响。不过，欧陆的法律教育主要是大学以罗马法为核心的教育，而英国普通法的法律教育则不同，这种教育主要是一种实践技艺的教育。如果说在整个欧洲（也包括英国的大学：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法学教育是培养立法者的科学的话，那么英国的律师公会，则是传授作为司法理性核心的技艺理性。在律师公会中，很少学习正规的法学课程，而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令状、法律分析与争辩等复杂的程序技术上。正如我们前面分析普通法的技艺理性时所指出的，这些复杂技术，正是围绕具体实践权利的方式和法律原则来不断演练的。因此，英国的法律教育，不是大学中抽象权利的逻辑学，而是一种具体权利实践的修辞学。所以，对于诸多在律师公会中求学的青年人来说，他们正是通过普通法的法律教育，逐渐掌握了实践权利的技术，使普通法的理性成为整个英国政治生活的“普通话”。对于英国人来说，政治不过是法律的一个分支，法律是谈论政治的主要方式。正如17世纪的一位出版商所言，“通览法律，是一个绅士最大的光彩”。[52]正是这种英国式的“法治”[53]培养了托克维尔眼中英国政治生活的特点，对日常政治的复杂性和细节的参与和重视，而不是象立法者一样，迷恋抽象性的话语。在边沁对布莱克斯通尖刻批评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两种“心智”之间的深刻差异。[54]
在16世纪获得巨大发展的普通法，濒临世纪末的时候，面对英国正在兴起的变革观念开始受到了日益严厉的挑战。托克维尔后来描述大革命前法国的情况大概也同样适用这时的英国：“现实社会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是是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55]在批评者的眼中，这种混乱的法律，就是一个“耳目闭塞的暴君”。[56]
面临改革的普通法有两种不同的选择。[57]培根起草了25条法律公理，希望运用“理性的一般命令来贯穿各种不同的法律事务”，赋予法律以一贯性，从而能够“治愈法律中的不确定性，它是当前我国法律面对的最主要的挑战”。[58]柯克同样认为普通法需要系统化，不过他采用的形式不是培根的法律公理体系，而是通过在法律年鉴中添加新的案例，编纂更完善，案例更“现代”的法律报告来为普通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理性化的基础。在柯克看来，一个普通法的律师，只有通过长期浸淫在这样的案例报告中，才能掌握普通法的技艺理性，而希图借助一般公理来进行的法律理性化，并无助于增加法律的一贯性。
哈勒的一段论述精确地阐发了柯克的观念：“英格兰的普通法（Common-Laws）比其它法律都更具特殊性，而且尽管比起其它法律，它数量繁多，缺乏条理，需要花费更常的时间来研习，但是这些都有巨大的好处作为回报，即英格兰的法律能够防止法官的恣意，这样使法律更具有确定性，对于那些提交给它判决的事务来说，也更适用。一般性的法律（General Laws）确实非常全面，易于掌握，容易消化成为有条理的方法；但当这种法律面对特定的法律适用过程时，它们却没有什么用，给偏见、私利和各种各样错误适用法律的考虑留下了过大的余地；这种法律与道德学家的共享观念没什么两样，即使当彼此争辩的各方都对这些共享观念完全达成一致，但是面临有争议的特殊事例时，从这些共享的观念中，每个人都可以推导出与他们自己的各种欲望和目标相相应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彼此却极度矛盾。因此，英国治理的智慧和幸福一直就不在于一般性的东西，而在于运用与所有特殊情境相吻合的特殊的法律，来防止恣意与不确定性”[59]
（4）清教、圣公会与普通法：如何治理良知？
从全欧洲的角度来看，普通法在16世纪末面对的挑战，不过是宗教改革以后整个社会秩序面对的“17世纪的总危机”的一个预兆。[60]在这个试图同时追求所谓“总体性”、“绝对性”与个人信仰自由的时代中，普通法面对了来自清教、天主教与圣公会种种不同的秩序观念之间的尖锐冲突的挑战，在迫害、偏见与中立、宽容之间左右摇摆。而发生在清教与圣公会之间的激烈争执，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涉及了伦理理性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复杂纠葛，直接关系到了我们这里讨论的韦伯社会理论与“英国法”的核心问题，也提供了一个我们最后返回韦伯思想的绝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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