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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前，韦伯理论中的克里斯玛概念主要指一种传统类型的权威，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权威形式。不过，1914－1915年前后，韦伯理论中的“克里斯玛”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以一种彼岸形式的个人理想价值为取向的创造性行动的源泉。[67]围绕政治支配与权威的建立，社会秩序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个性与自由）的关系这一问题，就进一步具体化为例行化与克里斯玛之间永不终止的斗争。因此，宗教社会学中，通过纪律实现的理性化与自由之间的张力关系，变成了政治社会学中“纪律与个人克里斯玛之间各种各样的冲突”[68]，这一主题不仅贯穿了韦伯的政治著作，也隐含在庞杂的《经济与社会》的字里行间[69]，蒙森精当地概括为，“韦伯政治思想中的二律背反结构（antinomical structure）”。[70]
克里斯玛，作为历史命运中的“革命性力量”，之所以能够为政治秩序带入了动态力量，正是因为它具有伦理理性化方面的意涵。腾布鲁克认为，韦伯的克里斯玛学说深受德国学者迈尔的影响。迈尔指出，“所有主要的和革命性的运动…都来自为宗教观念所占据的那些个人的个性…在这些形象中，他们不可能再听命于外在的权威…因此，它〔指独特的信念，引者按〕的出现就总是革命性的，并导致变革…在任何时候，它都是通过与对手的艰苦斗争来确立自身的…”。[71]信念与斗争，使这些人的行动打上了他们的个性的烙印，并正是借助他们的这一个性，为历史带入了革命性的力量，对抗作为例行化的习惯或传统。
从这一角度看，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分析的新教教派的“英雄伦理”和“使命预言”，实际上同样具有支配社会学的意涵。不过，在支配社会学中，象在宗教社会学中一样，这一伦理力量同样难以持久。韦伯清醒地意识到，克里斯玛的革命性力量，最终也无法摆脱例行化的命运。而一旦克里斯玛例行化，政治支配问题就面临了艰巨的困境，这与脱离了与禁欲新教关联的资本主义的状况颇为类似。[72]在两个领域中，都面临着“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的危险未来。但从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来看，正是克里斯玛与例行化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的结构，构成了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使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中的理性化，摆脱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生学的限制范围，具有了普遍历史的意涵。这样看来，韦伯“政治思想中的二律背反结构”，比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的理性主义的反题结构，就有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不过，这样的进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克里斯玛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政治秩序的理性化问题中，社会理性化的程序技术，不再与个人的伦理理性化发生关联，借助后者的“亲合力”，推动理性化的发展，遏制理性化的空洞化的趋势。相反，人们必须在僵硬的例行化与领袖色彩的克里斯玛中进行选择。面对来自这两个极端的挤压，韦伯究竟可以在哪里找到“自由的活动空间”呢？
在韦伯笔下，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中的克里斯玛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革命性的力量。另一种是新的非教条性的“大众动员式的领袖民主”（plebiscitarian leader democracy）。[73]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韦伯认为，革命性政治背后的“信念伦理”观念隐含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危险，因此，韦伯非常关注这种“领袖民主”的可能性。在大众动员的领袖身上，韦伯看到了挣脱例行化的“铁笼”的可能性。因此，在晚年的韦伯眼中，理性化与自由的命运，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科层制的机器与有领袖的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讲演中所指出的，德国“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以选择：或者是借助科层‘机器’的领袖民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主制，即没有天职感的职业政治家的支配，这些职业政治家恰恰缺乏真正造就一个领袖的内在的克里斯玛的素质。”[74]不过，身为自由派的韦伯，同样预感到了领袖民主的潜在危险，而且在俾斯麦留给德国的政治遗产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危险的现实反映。[75]
就俾斯麦本人而言，无疑是韦伯心目中的克里斯玛的典型形象。这位“铁血宰相”不仅领导了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国统一进程，而且一手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传统。但韦伯却对这种由克里斯玛色彩的伟人进行的统治带来的历史效果深表怀疑。韦伯指出，这种“凯撒制”，由一个天才来进行统治，给德国政治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对一个政治家的个性的毫无节制的景仰，竟然使一个骄傲的民族如此毫无保留地牺牲了它自己的客观信念”。[76]这位伟大政治家的传奇，实际上建立在习惯听命他的决定的国民的基础上，从而使洪堡和康德的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政治意志。
“凯撒制”之所以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就在于俾斯麦拒绝接受甚至容忍在他之外存在任何独立的权力，这意味着，在这样的体制，除了领袖自己以外，不允许存在任何根据自身责任来行动的人。[77]实际上，这正是韦伯一直痛惜的德国市民阶级个性的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曾一度为自由而抗争的市民阶级，在俾斯麦的伟大个性和政治权谋面前五体投地，不再进行独立的政治思考，争取自身的权利。也许，这才真正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衰微。而在韦伯看来，德国政治的不成熟正在于缺乏担纲政治领导权的阶级，这是整个德国为俾斯麦个人的个性付出的代价。结果是德国政治摇摆于市民阶层的冷漠、政治市侩和工人阶级的“怨恨”。 [78]而俾斯麦的这种克里斯玛的统治，正是结合了大众动员的所谓“民主”，以“普遍公民权”为幌子，实质却意在借助习惯于被动服从的大众，通过“普选”[79]来获得保守势力的支持。[80]
因此，从韦伯对“凯撒制”的讨论[81]，我们可以发现，当宗教大师的英雄伦理，变为政治领域中具有克里斯玛的领袖，那么原来“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最伟大和高贵的性格”[82]的伦理理性化力量，却很可能只会导致牺牲每个人（或至少市民阶层）对自己个性的形塑，来成就一个人（领袖）的个性崇拜。自由的动力，却蜕变成了自由的敌人。
因此，在领袖民主中，不仅找不到自由的活动空间，似乎理性化的动力，也会流失在领袖“半是凯撒制，半是家长制”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完全不知道任何真正的政治教育，也完全不具有任何政治意志，实际上，没有任何政治传统，只知道以被动的宿命态度听从凯撒式的权威而已，它的公民根本就没有什么性格可言。[83]而当一个民族甘于象羊群一样被统治，就不可能有自由。[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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