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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还看不到独身。但正是这种活动本身潜藏着独身主义。为了寻找这种更高的理念，哲学家要从他的经验世界中超脱出来，专注于他的灵魂。他必须把他的肉体对灵魂的诱惑和阻碍降到最低点。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可能远离了城邦的经验生活。经验世界中的爱需要肉体的结合，需要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而这种经验界的生活又必将充满苦难。于是哲学家只能贬低身体。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无畏就基于他对身体的鄙视。他的“善”高于身体。但并不是在这种追求善的努力中人们才远离身体，斯宾诺莎追求纯粹思考快乐的伦理学同样导致这样的结果。不止如此，远远不止，一切以思考超越经验世界的努力中都潜伏着这样的可能性。基督以信仰拯救人们，最后不也就导致了一个充满修道院的世界吗？尼采将这一切作为自己的敌人，他的眼光是准的。但他自己也应该算在这些超越经验世界的人当中。生命被强调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但这里的生命是意志，同样不是身体，虽然它更多地带有身体的气息。因此伯林的区分有一些意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基点分别是灵魂和身体。而苏格拉底开启的正是一个以灵魂的名义反对身体的传统。
广义的独身主义还指拒斥市民的生活方式。没有独身的苏格拉底是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生活着。他问人们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使他们发现自己的无知，使他们的自我认同整个受到动摇。而一个城邦是建立在一定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动摇对于城邦的秩序是有危险的。雅典人处死了苏格拉底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们之所以景仰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他提倡的自我意识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加正义的城邦。但处在一个行动的情境中，谁又能判断这种改变是会带来更大的善还是更大的恶？为了自己的团结，城邦不愿时刻处于一种危机之中。为了自己的团结，城邦不惜牺牲个人。
这就是苏格拉底在古代世界的处境。而在现代的“城邦”里这种处境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各种制度基于身体的理由而存在，而改变。独身主义者们发现，他们的声音和社会的变迁似乎没有了什么关系。他们更多的是去解释而非规范。他深深陷在一个权力的圆形监狱之中而无法摆脱。他象一个战士进入一个无物之阵，所有人向他微笑，没有一个对手——他的反抗最后也成了这个无物之阵的一部分。他的身体将会被法律所保护，但灵魂却在逐渐萎缩。这种痛苦同样超越经验，只能在战士之间得到理解，市民理解的只是一种滑稽。在一个一般的城邦里尚且如此，在一个腐败的城邦里，他的姿势有可能被误解得更深，他甚至有可能在身体上被消灭。当他放弃他的独身时，他已经失去他的战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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