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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已告诉世人这样一些思想：
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文化危机，其本质在于人没有做到使自己的思维和行动与现实世界相适应。
数千年来，人由于残酷地消灭了一些物种和竞争者，及迅速的科学技术进步，在地球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人本身在他们改变的世界上又成为了适应能力差的和对新生活缺乏准备的生物，人拥有科学和技术为他提供的巨大力量，却不具有怎样运用这种力量的最起码的观念。
为了增长而增长的观念已经不能作为不容争辩的观念接受，而应用发展的观念、改善生活质量的观念代替它。
占统治地位的主权观念和民族国家独立的观念在伦理学、政治和功能上是不能接受的。
惟一的出路是改变人的素质，使之与环境相适应，人需要新的伦理学。
在德国，上文提及的Ａ·施韦兹，从３０年代以来，一直不懈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新伦理学。１９８２年，他又推出一部新著：《尊重生命：５０年的讨论主题》。也许是施韦兹的精神感召所致，德国的这一学术也兴盛得紧。１９７４年Ｒ·黑尔布龙纳出版了《人类前景探索》。１９７９年Ｈ·约纳斯出版了《把责任作为原则：科技文明的伦理学初探》。此外，《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的报告》和《总汇》杂志也成了这一领域的主要论坛。
在美国，莱奥波尔德的继承者，不只是建立了一个生态伦理学学派，创办了《环境伦理学》杂志，出版了《生态意识》的论文集，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把生态学的研究推进了形而上的境地。这一新的学术动向，终于使西方文化从具体的一极经过痛苦、悲剧的过程自足之后，回复到了东方或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之中。
在说明这种生态学的形而上的含义之前，我们先有必要熟悉一下Ｊ·米克尔－－另一位美国人的思想。
１９８０年Ｊ·米克尔在洛杉矶出版了他的力作：《生存的喜剧：一个环境伦理学的探索》。这本书本质上仍然是６０多年前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再现，但作者现在不是直接对文化或文明敲丧钟，而是从文学形式、文学表达史、文学生态学的角度对西方文明作了清醒的反省。
他认为有三种文学形式：悲剧、田园诗、喜剧或“滑稽文学”。下面就是他向读者所讲的悲剧文学。
冲突形势是任何悲剧形式作品的首要特征，悲剧英雄处于与自然力的冲突中，自然力比悲剧英雄更强有力，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悲剧英雄常常死去。我们的文明（西方文明）是作为悲剧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在与环境无终止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这里作为物种的拓荒者，希望能够生存下去，与自己的对手竞争，并消灭它们，宗教和哲学常常支持我们的这种信念。但是，生物进化的教训表明，在物生进化中选取的不是顺利消灭自己的竞争者的物种，而是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
悲剧文学鲜明或者不鲜明地宣告归根到底为掠夺环境辩护的思想。在文学悲剧中，同样在其他任何文学形式中，西方文明的全部价值、哲学、道德、社会和富有感性的理想得到了自己最充分的反映，按照这些理想，世界－－人的财产和人本身－－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中心论的人道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在哲学、法、艺术和宗教中－－占主要地位。宗教也宁愿要确认人类对自然界占优势的学说，而拒绝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统一整体的思想。
在悲剧艺术中，高雅、荣誉、人类尊严、精神纯洁和悲剧提供的其他价值依赖于超自然的力量，对于悲剧英雄来说，自然管理和人类规律只不过是一种召唤，在违背这些规律之后，他认为接受这种召唤是自己的义务。在违背这些规律时，他获得摆脱其他所有生物忍受的限制的短时间的自由，但是，对此他要偿付苦难，这就是任何悲剧情节的骨架。在这里英雄通常以荣耀的光环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光环是以破坏为代价的。悲剧所宣布的对自然界的胜利，是西方文化目标之一，它的成就使人类处于灾难的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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