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教授所捍卫的作家们在另外一点上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是关于边沁和奥斯丁以及他们对主权权力所作的
宪法限制。边沁认为
宪法可以阻止最高的立法权发布某些类型的法律。但是，对于奥斯丁而言，对制定法律的最高权力做出任何法律上的限制都是荒唐的和不可能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
宪法规定的修改
宪法权决不能用来在没有征得任何州同意的情况下剥夺该州在参议院中平等的代表资格这一条款陷入危机之中，这两位作家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标准来指导良知呢？[3]显然，不仅在日常事务中我们需要有关对法律忠诚的义务的清晰，更主要是在特殊的紧急的多事之秋需要这种清晰。如果所有的实证主义学派在这个时候所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法律定义，它都是不同于道德的东西，那么，实证主义学派的教导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用处。
因此，我的看法是，哈特教授已经提出来的观点在实质上是不完整的，他要得到他所提出的目标，就不得不更加深入地考虑使忠实于法律具有意义的法律定义。
二、道德的定义
那些和哈特教授持同样观点的人们其特征在于，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保护法律概念的完整性。相应地，一般说来，他们曾经寻求法律的简明定义，但是并没有尽力去阐述他们意图通过定义加以排除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就像那些为了保卫村庄而建造城墙的人，这些人必定知道他们所要保卫的是什么，但他们不必知道，事实上也不可能知道城墙所要抵挡的入侵力量究竟是什么。
当奥斯汀和格雷把法律与道德区分开来的时候，“道德”一词不加区别地代表了几乎一切人们能够想到的用以评判人们的行为而其本身又不是法律的规范。良知的内在声音、基于宗教信仰的是非观念、关于正派和公平竞赛的一般看法、特定文化条件下的成见，这一切都被归到“道德”的标题下，被排除于法律的范围之外。哈特教授在极大程度上因循了其前辈的传统。当他谈到道德的时候，看起来他似乎在其头脑中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应该是什么”这些法律之外的观念，不论它们的渊源、具体主张或固有价值如何。这一点在他论述解释问题时特别明显，他认为未经整理的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只是影响法律的边缘，而没有触及法律确定不移的硬核。
在文章结尾的地方，哈特教授的主张发生了一个转变，这一转变似乎背离了其思想的主旨。这一点体现在他提醒我们存在一种不道德的道德，还存在许多很难说是合乎道德的“应该是什么”的标准。[4]他说，让我们假定，法官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边缘暗区适当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进行立法，而且这种立法（由于缺乏任何其他规范）必定由法官自己的关于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加以指导。而且，即使是在一个致力于最邪恶目标的社会，那里的法官会以在他看来最适合于有关情形的邪恶来补充法规的不足，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在文章结尾的地方，哈特教授说，让我们再假定，当法官通过重申某项原则而看来更为清晰地使阐明了这一原则最初追求的是什么的时候，此时在司法过程中就甚至存在某种看起来象是发现的东西。此外，他还提醒我们，在一个致力于精心安排罪恶达到极致的社会里，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在这个社会里，当一条邪恶规则被适用于其被制定出来时尚未予以有意识地考虑之情形时，该规则的隐含要求可能成为一个有待发现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对那些希望“往法律中注入道德”的人们的一种警告。哈特教授在提醒他们，要是他们的方案被采纳的话，那么实际上被注入法律的道德可能并不合他们的意。如果这是哈特的观点的话，那当然是正确的，尽管有人希望它能更明晰些，因为此观点差不多提出了哈特整个论点中最根本的问题。由于对该观点的阐述并非直截了当，而且我也许误解了它，所以，为了对之加以评论，我只能限于提出一些扼要的意见和问题。
首先，哈特教授似乎假定邪恶的目的可以与善良的目的拥有同等程度的连贯性和内在的逻辑性，而我则拒绝接受这个假定。我意识到，我现在是在引起，或者也许是在躲避那些可能导致伦理学认识论中最困难问题的争端。即便我有能力在那方面作些附带讨论，这里也不是适当的地方。我将不得不以对如下可能看起来有些幼稚的信念的坚持作为我论述的基点，这一信念即，（逻辑）连贯性与善良的关系比起（逻辑）连贯性与邪恶的关系更具亲和力。因为接受了这一信念，我也相信，当人们不得不为其决定作出解释和进行辩解时，不论我们所说的最大善良的标准是什么，其结果一般来说会将该决定引向善良。因为接受了这些信念，那么，认为可能有一天普通法将会通过“严格因循先例”而更加完美地实现了邪恶，在我看来，任何这种设想本身就是相当不协调的。
其次，如果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因削弱法律和道德之分离而有可能纵容“不道德的道德”注入法律的严重危险的话，问题依然存在：什么是防御这种危险的最有效的手段？我本人认为在奥斯汀、格雷、霍姆斯和哈特等人所信奉的实证主义立场中不可能找到这种防御手段。因为这些作者对我来说似乎是把问题歪曲成了似是而非的简单化，却并未涉及真正的危险存于其中的困难问题。
第三，让我们设想一位致力于通过其判决实现某个会为大多数普通公民认定为错误或邪恶的目标的法官。这样一位法官有可能会通过公开援引某个“高级法”来悬置法规的字面含义吗？或者，他是否更有可能躲避在“法律就是法律”的格言后面，以看起来是法律自身要求的方式来解释他的判决？
第四，在我们各自的国家，哈特教授和我都不属于任何显著意义上的“少数群体”。这一点对于一个追求对法律与政府的哲学思考的人来说，既有利又不利。设想我们两人都被放逐到某个国家，在该国我俩的信仰十分令人厌恶而我俩也相应地认为该国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是彻底的邪恶。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理由害怕法律有可能被暗地里操纵得对我们不利；我拿不准我俩中的任何一个是否会担心法律禁令可能因诉诸一项比法律高级的道德而被取消。如果我们感到该法律本身是我们最安全的避难所，难道那不是因为即使是最坏的政体，其对于把残酷行为、排斥异端的行为和不人道行为写入法律也是有所犹豫吗？而且，这种犹豫本身并非产生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而确实是产生于法律与那些道德要求的一致性，那些道德要求最急迫、显而易见最无可非议，人们没有必要以坦陈这一点为耻，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第五，我认为，在司法程序发挥作用的广阔领域，不道德的道德，或者至少是不受欢迎的道德之被注入法律的危险并没有提出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危险恰恰是来自相反方面。例如，在商法领域，英国法院近几年来已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陷入了“法律就是法律”的形式主义，这种情形构成了一种针对已由曼斯菲尔德所成就的一切的反动。[5]当商事案件持续增加地被提交仲裁的时候，问题已经达到一种接近危机的状态。产生这种发展的首要原因在于仲裁员是愿意考虑商业需求和商业公平之一般标准的。我意识到哈特教授对“形式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试图在稍后说明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理论必然会导致形式主义倾向。[6]
第六，在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中，有一个问题在任何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中都占支配地位，以致于全面影响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和传闻。我指的是由教皇关于天主教法官就离婚问题之职责的声明所引起的这类问题。[7]这一声明确实引起了严重的争端。但它并没有提出法律与那些已经通过体验和讨论而自发形成的对正确行为的一般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更确切的说，这一争端是两种声明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声明都自称拥有权威性：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法律在反对另一种法律。当我们把这种争端作为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整个问题的关键时，有关的讨论就改变了性质而且被歪曲了，以至于有益的交流成为不可能。在谈到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的最后一方面时，我无意于暗示哈特教授自己的论述被任何隐蔽的意图所支配：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同时我相当有把握我已经准确地指出了那些读到哈特这篇文章的人思想中将会产生的最主要的争议点。
在对上述稍显不足的讨论的后续内容中，我不想使自己看起来采取了与哈特教授相反的方向来简化问题。由“不道德的道德”所引起的问题，值得作一个不论是较之哈特教授还是我在这些篇幅中所提供的更为细致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