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位我必须提到的思想大师尼采却从反对启蒙理性8与乐观主义，弘扬个性的角度，道出了几乎与托克维尔相似的观点。他在《新偶像》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叫那为国家，那里，无论善与恶，一切人都是饮鸩者；我叫那为国家，那里无论善与恶，一切人都丧失了自己；我叫那为国家，那里一切缓慢的自杀，叫做‘人生’。”（尼采，1987）
　　有学者（Roger　Boesche,1996）认为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可以看到托克维尔与尼采的共同的悲观色彩，他认为托克维尔在一开始是持有来自宗教热情的乐观主义的，但是随着他在那个时代的觉醒与他对民主危险的深入的分析，使得其悲观成分大大超过了天生的乐观主义。然而在我看来，托克维尔其实并没有把自己带入一种教条主义的悲观论调的坚持中，与马克思诉诸阶级的革命的解决方式不同，他在美国的民主中找到了抵制这种后果发生的社会上可能存在的条件。简单地讲就是分散政府权力的政治策略。因此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赞美的不是美国的民主，而是美国人为减轻民主的罪过而发明的政治策略的独创性。他认为各种次级团体的建立，司法程序的健全与完备，舆论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等等都可以作为抵制专制的办法。“民主，也只有在天天不断的骚动中，在公共自由造成轻微震动中，才能生存下来”（托克维尔，1986，1：197）。所以我们在托克维尔那里看到了一种在民主与自由张力之下保持活力的民主状态。这种紧张并没有导致托克维尔武断地在自由与民主之间进行抉择，而是以一种妥协的、温和的方式被融合在了现代社会民主运动的浪潮中，这是托克维尔作为一个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带给我们的现代自由。　　
　　对于这样一个与政治哲学有更大关联的对国家性质的判断问题，蒂利在文中并没有正面涉及，但是我想在蒂利生活的时代这已经成了与一个问题有关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自身的理性化，即蒂利所讲的政府的文明化（civilization　of　government）的问题，政府的文明化被认为是国家的军事化达到的意外效果。但是蒂利认为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直接关系到国家榨取资源的能力的强弱，国家理性化的程度“高”意味着国家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内与国际的各种环境，包括应付来自国外的军事压力以及完成国家内部的保持整个“机器”良好运转的各种事务，并且不导致机构与人员的增长。关键的问题在于达到一种可能的平衡，有效地约制专制力量的发展。
　　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在我看来主要包括社会中个人的文明化与市民社会的发育两个角度。前一个角度是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1998）的主题。　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体生成与社会生成相互形塑、相互影响的文明化的历史。在经由文明化过程形成的社会（文明社会或礼貌社会）中，个体之间礼貌相处，原来属于宫廷社会的礼节成为普通市民之间交往的“互动仪式”。个体自身对自己的控制经历了一个由外在到内在的过程。而理性、文明的个体以及由此生成的市民社会被认为是可与国家力量相抗衡的重要方面。戈登的研究指出在法国绝对主义国家中，礼貌或礼节对于绝对君主在权力运用方面的制约，其作用并不亚于宪政方面的约束。因此借用李猛在《论抽象社会》中得出的观点，一个外表礼貌待人、内心追求自我利益的人，是一个在互动中行为可以预期的人，是一个自律的人，这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交易成本的降低，而且它也是对任意性权力的重要约束。因此，埃利亚斯的文明的个体是与社会分工、专业化发展相联系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理性算计的实体。这与托克维尔崇尚有道德的、自由的、贵族式的个人以抵制专制侵蚀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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