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蒂利的集体行动以讨价还价和其他暴力的行动方式出现，这些行动都会对现行制度的运作原则挑战，这样一种状况的产生将导致社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处于动荡和危险之中，最终将带来新的制度性分配与安排。与马克思相比，后者就要彻底得多。马克思认为斗争是以一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阶级的斗争，他不欢迎法国革命时那样的“把官僚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的‘革命’”，他希望进行真正的人民革命，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蒂利，蒂利的集体行动更象是改良的努力。
　　当然，这反映了两位学者对国家本质认识的差异，马克思的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将伴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蒂利的国家基本上是自主的实体，根据其国家能力的不同实施对社会的改造，作为与社会相对并存在冲突的一种力量，始终保证了社会整体的活力与秩序。
　　注释：
　　7　托克维尔区分了政府权力的集中与行政权力的集中，他认为前者将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状况。
　　8　他与托克维尔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在对待启蒙理性的问题上甚至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
　　9　可以认为最初的观念来自于韦伯，他强调国家官员成功地进行日常治理的实际的物质与组织能力，尤其是在面临市民社会或其他国家的强有力的行动者的反对时体现。这一观点在曼(Michael　Mann)那里得到了集中发展，他集中讨论国家的财政资源、军事能力和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组织化的渗透。关键性的变量是国家机构的组织化或官僚化的理性程度，以及国家面临国外威胁时备战的有效程度。在曼那里，这一力量被称为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两者之间建立平衡被认为需经由一个关键的环节——治理术的发展（见李猛1999，10）。
　　三
　　如果我们就此停止思考，武断地认为托克维尔的国家建构论题因革命最终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那么我们将因此而损失托克维尔作为思想家最值得关注的一面，也将丧失本文在论述蒂利的国家兴起的研究中引入托克维尔的重大意义。托克维尔的确看到了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这一特点，这在上文已经提到，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托克维尔认为，在这一社会基础之上，可能建立多种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雷蒙　·阿隆认为他是既注意了社会结构现象，又不忽视政治现象的社会学大师。托克维尔一方面承认现代民主社会对于保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同时又担心不同政治制度尤其是过度集中的中央权力的渗透将危害到个体的自由。很明显，托克维尔注意到了国家在处理公共生活与个人领域两个问题上存在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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