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官名誉权的司法救济---从王法官名誉权一案所想-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被报道的官员们不能获取司法救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誉权，而是由于他们职务的特殊性所致，他们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同时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自己与职务相关的部分名誉作了一定的放弃，但这并非是无限度的放弃。首先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涉及职务的私人方面名誉仍可获完全的司法救济，如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个人作风、个人素质、个人行为等等方面的名誉均可获司法救济；其次并非只要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提起的名誉诉讼皆不获司法救济，这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起诉才属不予受理的范围，其余皆应受理。笔者认为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道应仅仅局限于职务行为要素之内，即作出行为主体、时间、地点、对象、行为内容等等，如报道某某法官在某时某地对什么案件作出怎样的判决即可；二、评论应仅仅围绕职务行为进行，不能含有个人的因素的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判决严重违法是由于其法律理论相当欠缺所致，该法官就可针对“法律理论相当欠缺”的个人因素评论予以起诉；三、报道中不能含有不属职务行为的个人行为的报道或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因接受原告的贿赂而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法官接受贿赂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却不属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若对此进行了报道法院就应受理法官针对此部分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对其余报道职务行为涉及的名誉权争议仍不予受理；四、报道中不能含有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属个人自有因素（如个人动机、个人习惯、个人经历等等）的报道或评论。公务活动总是要由具体的个人来开展，因而个人在行为中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是不可避免，它虽是影响职务行为的因素之一但这一部分毕竟来源个人自身，应当予以救济。例如某法官对一个财产案件的判决极大倾斜于是未成年人的原告方，某新闻单位报道称这可能与该法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有关，是否在单亲家庭长大是法官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是否是判决的动机也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若新闻单位对此报道或评论就要承担被诉的风险，判案法官对此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
　　五、从行政监管新闻单位的角度对法官名誉予以救济
　　新闻单位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被定义为事业单位，因而他们应当与营利动机相距较远，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单位却并非如此，刊物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导致的广告收益早已成为他们甚为关心的问题。开展有效的新闻工作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对经济利益的关心也无可厚非，单靠少量财政拨付是难以支撑奏效的舆论监督的，并且这也不能与那些“无冕之王”按劳分配的报酬机制适宜。而过分关心自己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以营利企业的运作方式运转都定会引来负面效应，我国现尚无相关的具体财经制度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医院、学校、证券登记公司等等）予以约束，因而他们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影响下定会越走越“远”，新闻单位也难逃此“症”。新闻单位在履行新闻职责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一些非经济的目的就不一定会遵循真实报道、恰当评论的原则，新闻自由权利就会被滥用，而权利都是应当有边际的，在法治社会不应当存在不受约束与监督的权利。职务行为被不实报道或不当评论时，依据本文的观点职务人员无法提起诉讼，就失去了一个约束与监督的渠道，但新闻单位的不当行为责任定不能免除，笔者认为可采用行政手段予以监管。监督的实体依据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和新闻出版署制定的规章，依据这些规定，报道不正确应当承担在最近期刊相应版面作更正报道和视情节接受行政处罚的责任。笔者认为被报道的法官等职务人员因为失去了起诉的机会，就应当专门为之建立职务方面报道的行政投诉机制，对投诉受理的主体、处理的程序、处理的期限等等作出详尽的规定，让新闻单位能够及时作出更正报道，让视听公众能及时知晓，从而恢复法官等职务人员的名誉，进而对法官名誉予以了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