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司法行为都应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理论基础上作出的司法行为才是科学的。比如笔者提出的不获司法救济的观点就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否则只会是一种主观臆断或随意猜测。当前随着党和国家的倡导及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的观念上的进一步发展，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等国家行为屡见报端。其中法官行为尤为是热点，法官的名誉增减亦盛，当法官自觉名誉受损时便将新闻机构诉至法院，这种案子日渐增多，有上升趋势。法官可以起诉，那么法院可否起诉呢？法院是独立的法人，也有名誉权，报道法官司法不当也就是报道了法院行为不当，法院也可起诉。照此而来，凡大小官员，不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凡大小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只要自觉报道其职务行为不当，皆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以求公断，届时我国之官员、机关频频坐上原告席，暂且不说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就受诉法院而言就是一大难题。是受理还是不受理？若受理了又该怎么判？司法皆无小事，我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法制统一，法院就应在相应理论之上作出较科学的决策，那怕决策并不完善，但较之各地自行其事或随意臆断要好得多。现据笔者所闻的新疆、山东、重庆三案皆被法院受理，新疆案已审结法官胜诉，山东、重庆案看来，要象文前所述方式审下去。而笔者的观点是对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不获司法救济，理由如下：
（一）新闻自由的存在
在法官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产生的名誉侵权案中，不单只存在原告方法官名誉权，还有被告方新闻单位新闻自由权利的存在。新闻自由属于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是指公民可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它包含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之内，受到
宪法与法律的保护，社会公众、新闻工作者均享有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最终目的看不是为了表达公众的意见，而是在于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即舆论监督。民众将权力通过代议制委托与政府（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让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政府是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的呢？民众得知的渠道有限，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宣传，自己表露，如公开颁布各种规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另一方面是单个的民众在与政府具体交往中获知，但这两方面的获知却不完全不充分，前者由于受托人（政府、政府官员）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决定了它的不充分或不真实，后者对民众来说知晓的数量相当有限，也不充分。然而民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他们享有知晓权，有权全面、充分、真实知晓国家权力的运作情况。知晓权成为民众行使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不知晓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就谈不上监督权、选举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行使。而知晓权行使的重要渠道就是新闻，新闻成了民众获知国家权力运作情况的途径。因此新闻单位负有满足民众知晓权的义务，进而说明新闻自由的存在与必要。从现今社会现实来看，不单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国事，就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地方事务，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为高层传送了许多地方事务。
（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将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削弱新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