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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的历史上，规则多元是不争的事实。到现在，随着社会的进一步演变，组织的官僚化，法律的高度统一，似乎能给我们“西欧的法律传统已经衰落”的印象。这种危机意识是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的一部分。当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都在不遗余力地批判“现代性”。但他们采取了视角大大简化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李猛在一篇研究37中指出，西方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正好相反，在这个社会里，程序技术间具有互相制约的关系，多元的价值的存在为程序技术的健康运作提供了前提，而个人对价值的自主实践则是程序技术发生作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一个立法作用非常突出的社会，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法律实践的高度丰富性与法律传统的关联。西欧的法律仍是一种有着丰富渊源，与人们的日常实践高度结合的程序技术，它依赖的仍然是一系列历史上产生的信仰和文化假设。而种种危机预言，正好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即它是一个“通过制衡得以发展，通过冲突得以生存，通过历史来构建的普遍性，甚至通过风险，不确定性乃至危机得以整合的动态机制”。
一方面是高度丰富和多元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抽象的整合机制。现代社会的程序技术高度抽象化、程序化、非人格化，具有强烈的反思性。依据被观察和感受到的法律经验，我们只能得出适合于这些现象的概念，无法将更多的现象纳入视野；根据抽象的文化体验所得出的概念也许具有更大包容性，但一个反思性的机制时时会提出理论范式的危机。当学者们继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后，发掘出法律的化解复杂性功能，符号功能，我们很难设想这些功能仅仅在被发现时才存在。那意味着，在一个分化的、高度复杂的社会中，法律所担负的远远不止是社会控制的功能，虽然也许社会控制功能是主要的。
关于理论与一个社会的实践的联系，历来是社会科学争议的重大主题。但20世纪的研究已经指出两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至少不是实证主义所设想的那样——理论能忠实，精确的描摹各种经验而不受特定的文化假设的影响。第二类法律概念的视野基本上是在西方的范围之内，它从各种各样的经验中抽象出自己的面目，但这种抽象是建立在西方特定的信仰和文化假设之上的。这种抽象由于借助不同的经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即使在一个西方文化的视角中，我们仍不能把法律归结为某一种特定的规则或制度。
而在一个全球的视角中，我们更能看见文化差异对法律的影响。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这一点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已做出了阐发。因为这种独特性，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中提取公因式的努力困难重重。许多支持第一类法律概念的学者们努力避免西方中心主义，他们的努力在政治意义上也许取得了成功，但就知识本身来说并不理想。他们生产出在形式上适合于各种社会的法律概念，但这些概念仍建立在西方文化的某些假设之上，并不自然地具有中立性和普遍性。此外，这些概念因为过于宽泛，很容易失去在分析中的可操作性。我们仍需要构建更为细致的工具性概念来弥补它们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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