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中国，社团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的社团，国外的社团是私人控制的。政府控制社团往往会导致与政府腐败的同样现象发生。这些的社团平时看上去它是存在的，有组织、有力量，然而，一旦社会出现问题，就发现，社团并不存在。这一点我们从“六·四”风波中就很可以看出来。在风起云涌的关键时候，平常看起来很强大的学生社团——学生会、研究生会——起不了作用。一旦国家分崩离析，这些社团很快就会被一些新的组织替代。问题于是就出现了。政府组织的社团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而新兴的、自发的组织又没有发展成型，导致人民一盘散沙，国家政局不稳。
在中国要充分的反映民情，反映民意，需要在组织问题上重新考虑。最近的一个现象是进行《
工会法》的修改。我说过，政府组织社团往往存在问题，像我国的工会就是受政府控制，由政府供养，它很难反映民情。结果导致什么？导致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时候，工会不能站出来，结果是工人上街、静坐，问题多多。如果工会真正独立了，作为团体力量来对付有资本的力量，这时社团的存在才有意义。请注意，资本的力量是很大的。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资本方组织召集的。他们组织一帮专家和学者论证《
合同法》286条款。会议是他们召集的，人是他们选的，法律的解释就很难保证不受他们的影响。在资本已经高度积聚化的时代，如何让人民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在法律程序之内、在法律框架之内进行利益抗争，这有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我不是革命者，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不希望革命，但我希望革新。
如果一部分人不能组团而另一部分人权力无限的话，这个国家是很难实现稳定的。会到处出现问题。今天这儿“救火”，明天那儿“防灾”，今天这儿出事，明天那儿出事，最后会发现，简直无可防范。所以要让人民组团，团结起来，由他们的利益代表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利益抗争，这对国家稳定是有利的。
这个问题还涉及到我们的乡村自治。我们知道乡村自治机制正在推行，许多地方的村长、村主任实行直选。我们在这儿谈法治，实际上我们的很多人民、很多农民正在为了实现自治抛头颅，洒热血。这说明，人民并不是不懂民主的。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不行，不懂民主，那么，什么时候才行？难道今天中国的老百姓还不如数百年前的美国人吗？民主是实践的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培养民主。不能因为民主选举发生问题，就否认民主，这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