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改革：寻找那块充满魔力的石头
亚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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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改革：寻找那块充满魔力的石头
亚北
自波普尔的零碎工程学、柏克的保守主义驻进中国，再加上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革命对变革的话语优势就逆转了。学者们头枕“变革”，脚踩“革命”，思想上一副小康温馨的样子。
革命的本意是要消灭某种东西，改革的本意是要改良某种东西。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在制度的层面上，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常说某些改革“治标不治本”，可见制度的整体性。知识分子已学会了不再强调个人的道德努力，意识到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对某一制度的分析如果脱离了制度整体，就要么是幼稚，要么是学术力度不够，这反过来说明大家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共识。
革命的“进步”意义是从西方加进来的。和马克思主义有直接关系，更加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基督教“发展”的观念。（见拙文：《权利：巫术还是咒符？》，[北大法律信息网]。）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看，革命更具有优势，但也有更大的风险，除非有某种观念和学说保证革命是进步的。不加审查地接受某种观念不是学者的本色，相信某种学说的保证更是荒唐，有了这两点意识，变革就势必成为优势话语。
但在学术的层面上，变革又如何可能？要改革某一制度，应该对之做全方位的考察分析，这就涉及制度整体；对制度整体分析得越全面、越透彻，变革实际上就越来越不可能。（知识分子天生是无用的，看来不是没有原因。）当然，如果能变革制度让其具备自我变革的能力和方法，无疑是人心所向；但我们的改革在现实的层面上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就不知道河中是否有一块充满魔力能赋予制度自我变革机制的石头，即便有，我们又怎样才能摸到？
因此，改革改革本身，研究和寻找那块充满魔力的石头就应该是学术的努力。史直南的《制礼作乐——寻求中国灵魂的法》（[公法评论]2001/12/21），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努力。全书的重点在于对“自由”的寻求：自由是制度以程序的方式对法律（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的参与。按史文的论证，如果制度这么做，制度也能自然演变，这就是所谓“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看来，在史那里，那块充满魔力的石头是“自由”——是史的“自由”。
且不论史文论证的是非，看看中国历史上变革与革命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形式：农民革命和王朝的更替。这两种形式不必然分开，而这两种形式在制度的层面上，都是制度的痉挛，不改变制度本身。改革好不到哪儿去，几个著名的改革人物——王安石、朱元璋甚至王莽——的改革不可谓不好，但都以失败收场。商鞅的改革算是成功的，但那毕竟是在蛮夷的秦国；秦始皇的改革（建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革命），也可说成功的，但未能遏制秦朝早夭的命运。汉承秦制，采用黄老之术，因而有一代辉煌。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也正是这种“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变革始终能见成效；而那种力图有为的变革每每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