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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胡振平教授说，有的研究生的论文的“口气很大，‘我有一个重大发现’、‘我发现了……’，其实哪里是什么‘发现’，只不过是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没有‘被发现’而已。慢慢地读的书多了，占有的资料丰富了，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发现’早已是人家嚼过的馍。所以，我的批评是：‘你读的书越少，你的‘发现’就越多。”（《外语名家论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52）已故语言学家北外许国璋和王佐良两教授生前多次告诫说，不要轻易声称什么东西是自己或西方的首创。包括当年来自西方的语法及语言学上的一些概念，最后许国璋教授在清朝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里都找到了先例。有的人文学者自称首创某个修辞概念，其实，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里早已有之。
下面谈谈梅先生在这方面的失误。
梅文指控笔者剽窃了他的五个观点之一是“关于《汉英词典》括注较为完备的观点，甚至包括所举‘蛐蛐儿’的例子”：查梅文谈的不是括注完备问题，而是谈释义准确问题，并举了这个例子。而且梅文没有说《修订版》这方面有什么疏漏。 《修订版》“用法说明”说：括注比较完备，并举了“蛐蛐儿”（cricket可作“板球”和“蛐蛐儿”解）等词作例证（P4）。拙文还涉及与78年老版的对比，怎能不看这两部词典这些很短的“纲领”及其中如此明显的变化（老版《汉英词典》对此轻描淡写，《修订版》对此大加推荐）？《修订版》副主编北外高厚昆教授谈《汉英词典》与《修订版》的修订的两篇文章（“关于《汉英词典》（修订版）的修订”，《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关于《汉英词典》（1978）的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2期），都用不短的篇幅来讨论括注完备这一特点。两文都举了“用法说明”中前两个例证“鲜”（delicious，特括注用于菜汤等，以限定范围）、“马克”（mark特括注德国马克，以区别于mark的多种意思，如标记），88年高厚昆教授“关于《汉英词典》（1978）的思考”还特别举了“蛐蛐儿”例（请梅先生注意！）。（为节省篇幅，笔者只将一篇高文列入压缩后的参考书目）。曾东京“也谈《汉英词典》（修订版）”（《福建外语》1997年第2期）也指出了这一特点：有的释义用英文夹注的方法予以补充或限制（见释义准确部分）。笔者现在还清楚得记得当时曾想到尽量不选高文的“蛐蛐儿”，以避免重复，但在“用法说明”中选来选去，还是选了第4个“蛐蛐儿”，因为后两个“通条”、“英语”，一个读者不熟悉，一个太通俗。哪里想到这一选择让“辛苦”得来“蛐蛐儿”例证的梅先生发生了怀疑，并觉“心疼”。搞词典评论的都知道，甚至一般英语教师都知道，举例说明一词多义或同音/同形异义词现象时，大家都在这几个例子上转，且“蛐蛐儿”例最生动。这些在业内叫often-quoted examples（常引用的例子）。另外，拙文这一段重在谈《修订版》在括注方面的疏漏（梅文根本没有谈），提及“《修订版》在限制性括注方面做得非常到位”[见拙文。注意：“限制性括注”说法（梅文没有）即来自《汉英词典》（修订版）“用法说明”，这是个明显的线索！]，只是从一分为二的角度切入罢了。研究词典的人几乎没有不先看“用法说明”的，因为这里往往有词典编者多年总结积累的词典的突出特点。完全可能梅文的例证也来自“用法说明”和高文呢。评词典的很少有不谈括注的。要说抄袭观点，也是梅俊杰抄袭了高厚昆的文章。
梅先生指责笔者的“关于大陆与港台汉英词典释义上准确与地道之区别及二者应兼顾的观点”是已有文献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学术常识。
其实，这里笔者似没有必要与梅先生争论。梅文中严格说没有这个观点。梅的指责至少犯了一个“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的fallacy（逻辑谬误）。梅文全文只事两部词典的对比，从来没超过两部词典。更没有提到或扩展到港台版、大陆版汉英词典。梅文只是提到《远东》更照顾英语，《修订版》更照顾汉语。笔者的结论是在对20多种港台版汉英词典和十几种大陆版汉英词典的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梅先生把别人研究范围有这么大差异的结论归为己有，难道一旦笔者结论有误，爱挑剔的梅先生也愿代拙笔受过？你看见500个天鹅是白的，你不敢说天下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是小学阶段的常识，不想罗嗦了。
港台版汉英词典地道有余，准确不足，而大陆版汉英词典往往相反。这和海外及港台汉译英作品及大陆学者的汉译英作品的准确与地道区别一样，外语界早已形成共识。笔者当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留学期间利用校方提供的买书资助，就购买报销了多本港台版、新加坡版的各类汉英词典，如《学习汉英词典》（南洋商报版）、《通用汉英辞典》（中华书局版）、《当代汉英词典》（香港版）等。国外书是很贵的。为什么要买？就是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海外与港台汉英词典译文虽然不一定准确，但语言通顺、地道，包括英文序言。后来又在南图得到《全新实用汉英词典》（香港大家出版社）、《新汉英词典》（香港青年出版社）、《新编汉英字典》（香港语文出版社）、《最新汉英五用大辞典》（香港中建出版公司）、《简明汉英词典》（港青出版社）。再加上本人的《远东汉英辞典》（台湾远东图书公司）、《远东汉英大辞典》（台湾远东图书公司与大陆新华出版社）。这些多在70、80年代出版的汉英辞典，给笔者的总体印象是：港台人出汉英词典多而快，译文流利、地道，但对汉语的操作不准。为了对比，除了《汉英词典》与《修订版》外，我还认真研究过外教版《汉英综合辞典》、江苏人民版《实用汉英词典》、上交大版《汉英大辞典》、外研社版《现代汉英词典》等多部汉英词典，得出的总体印象与港台版的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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