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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私权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人为的凭空规定。私权，当人们发现它的时候，往往已形成成熟的结构。然而，在时间顺序，作为规则的私权，只是私权结构中的一个清晰的端点。陈述、判断仍然在不断地展开，对私权的认识与建构，也在往复循环。那种共同特征的概括，只是为人们认识私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相对于复杂的生活事件，这种可能性只是意味着私权的认识有了参照基础。但是，所谓“社会化”与私权的关系，只是在时间的流淌中结合起来，并只是在具体的陈述、判断中呈现意义。
和私权一样，权利也是一个建构的系统。相对于权利系统而言，私权与公权一起构成权利的子系统。私权和公权的分类，以往的学说多侧重于区分的工作。这种区分工作非常重要，但并不周延。这种区分工作，由于不断地限制条件，从而获得一些可靠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总的来说，仍是一种平面上的认识。换言之，这种区分工作的前提，都是假设了权利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上处于静止的状态，在这一横截面上，经过一些条件限制后，划出了公权和私权的边界。但是，如果从更多的时空角度观察，或许会发现，这种建构的公权和私权，不过是某个整体中的不同侧面。它们确实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更多的时候，却要么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要么只是一个事物的不同表达方式。
换句话说，结合基本权利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就会发现，那种在理论上不断尝试着认识限制私权的趋势，只是权利学说发展史上一个方面。这种“社会化”的趋势，如果将其放在整个权利学说的发展前景中观察，与其将它视为从“权利本位”的衰落和“社会本位”的兴起，不如视为权利学说的深化更加合适。
私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个体行动的产物。既然私权是行动的、经验的产物，就绝非逻辑的产物。当然，逻辑与学说极为重要，但终究是因为认识与分析存在物而获得正当性。同时，分析的结论亦作为建构的存在，与存在本身拉开距离。故评价近代以来的“私法社会化”思潮或学说，其标准不在于新奇或细腻，而在于，各学说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近代中国社会中物质的和观念的现实。
从这两个方面，已可概见，中国的私权保护和救济现状，不容乐观。所以，“私法社会化”之说，虽然陈义颇高，仅就今天的中国社会观察，尚非对症。故中国民法学所面临的，或许是两个任务，一是培本固源，一是持续发展。所谓持续发展，是指吸取西方近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注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平衡社会利益，这也预示着，必须关注西方的“社会化”思潮 ，及此一思潮引导下形成的各种成果。然而，或许培本的工作更加重要。无视人格独立和尊严，视权利为无物，将个人仅仅作为实现“社会”或国家利益等崇高目的的手段，不但谈不上现代化或“社会化”，反而容易陷入极权主义的泥潭，走上背离市民利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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