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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私法社会化”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并为我国学者所普遍接受和主张”。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私法的社会化”思潮，于20世纪20年代已经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随后的20余年里，“社会化”思潮在中国更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20世纪以后的西方民法，的确重视对社会利益的体现，这种体现，又被归纳为一种趋势，或称为“私法社会化”，或称以“社会本位”。但强调“社会”，并非以否定权利为代价，而是在权利的价值已经确立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个人与权利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协调。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得到界定，是私权行使“社会化”的前提。而“私法社会化”思潮及其理论的意义，与其说是私权的“私会化”毋宁说是这样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私权”的认识终于脱离了17、19世纪以来的口号式的、直观的、常识的状态，从而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开放的知识体系。
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对下一问题进行讨论。即，如果“私法社会化”是西方民法学的发展方向，那么，就中国民法学而言，如何认识这一口号的意义和局限性。为此，王伯琦先生专门回溯了移植西方法律之前，中国传统法律的本位。这种回溯工作的用意在于，通过说明中国传统法律的本位，从而区别中西法学的历史条件及面临的任务，进而希望对“本位”的确立有所认识。而回溯传统法律的特点，就不得不分析清末法律改革前的中国法律。
清代的法律，总的来说，是以《大清律例》等刑律为代表的规则体系。王伯琦先生认为：“刑事法全是对于违反义务的制裁，这是就其技术法而言，就其规范的准则法而言。则全是在使人尽其义务”。换言之，以刑事法为主的规范体系，着眼点是人的义务。这一时期，虽然有权利观念存在，却没有权利学说的产生。至于“权利本位”的形成，他认为，民事法的产生，是“权利观念”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权利观念必须随道德与法律之分化，及民事法与刑事法之分化而产生。没有民事法固绝不会有权利观念产生，纵有民事法而没有道德分化，亦不会有权利观念产生”。换言之，“权利本位”的法律体系的形成，以民事法的产生为表征。
其实，这一论述至少有两点仍可斟酌，一是中国古代是否完全没有民事法。关于这一点，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有大量的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中国古代存在着民事法，也并没有出现将这种民事法中的权利义务加以表达、归纳和研究的知识学体系。二是“权利观念”是否需要“产生”。关于后者，我们认为，权利观念是人类所固有的观念，但是否能够对其进行表达、阐述和系统化，并用以指导人类社会中的制度建构，则是另一回事。不过，即使中国古代有少许民事法，即使中国人有权利观念，都不影响这一结论的启发意义，即：在清末修律以前，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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