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富则骄，大贫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由于大富或大贫都会导致横行纷争，因此董仲舒立了两条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并主张“以此为度而调均之”，以达到“财不匮而上下相安”（《度制》）。“调均”就必然要“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标准仍然是“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基义》），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 （《董仲舒传》）的极富极贫两极分化局面。他讲的“调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绝对平均，而是一种等级制“平均”，即人们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这种等级制占有关系所应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应得利益则应给予充分满足。而且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不是按贫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而是按上下尊卑关系来划分，因此“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必须“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重甲器有禁。生则有轩冕之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槨绞衾圹袭之度”（《服制》）。他认为社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等级制的利益“调均”、“均布”，从而达到有序、和谐与安定的。
　　五、行“仁政”
　　在国家管理活动中施行“仁政”也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子曾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董仲舒认为，只是做到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劝人为善、遵守等级秩序还不行，还必须把德治、仁政落实到国家的政策行为中，使德治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具体可感的、实惠的，这样一个具有良好风气的和谐安定社会才能最终形成。在董仲舒的著述中，从当时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他所主张的“仁政”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消除苛政、暴政
　　董仲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盟会要》）“患”是什么呢？从东周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直到西汉中期趋于巩固的整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最大的“患”就是苛政与暴政。他认为苛政、暴政的祸患无穷，就是老百姓的作恶犯法行为，也多半是被苛政、暴政之患逼迫出来的，因此必须消除苛政、暴政。如果苛政、暴政盛行，那么不管怎样施教化也是起不了作用的。
　　什么是苛政和暴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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