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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媒体上成为英雄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已有相当成就或有一定地位的。在没有进入媒体之前，可以说他们是“潜在的英雄”。但潜在的英雄要成为实在的英雄，需要“英雄的累积效应”。这一点，如上述，媒体是可以完成的。不过，对于知识分子，如果“英雄的累积效应”需要自己在媒体上通过“表演”才能完成，则⑴因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他处，让他成为“潜在的英雄”的成就难以进一步拓展；⑵作为自己的“表演”的编导（或之一，还可能有其他的编导，如节目制作人），他会以自己作为“潜在的英雄”为素材，进行编撰加工；⑶作为自己的“表演”的演员，他实是在模仿他自己作为“潜在的英雄”。⑵⑶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即编中有演，演中有编。
在此并不是说，作为媒体英雄的知识分子一定想在媒体上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或把自己作为英雄推出。他们可能是想要在媒体上老打老实地做些实事（我相信他们多半是这样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媒体英雄，正如这也并不妨碍戏子成为媒体英雄一样。不同的是：戏子是在模仿或创造他人（剧中人物），成为媒体英雄的过程意味着自己专业的发展；知识分子成为媒体英雄是在模仿或创造他们自己，因而反过来意味着自己专业的停滞不前。
将知识分子与戏子相比，看似滑稽，其实不然。刘宗迪在《刘姥姥、俳优与知识分子》，（《读书》2000年第6期）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出身是俳优（演滑稽剧的戏子）；虽然在后来的历史中，道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话语成为主流，但知识分子如俳优一样提供娱乐服务的职能仍在民间大量保存。有一次和刘宗迪闲谈，宗迪兄说：知识分子的职能在于提供娱乐服务也是现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这从游戏软件工程师越来越吃香即可看出。（这种半开玩笑式的论述倒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只可惜刘宗迪这辈子不能指望成为媒体英雄了，因为他像韩非一样口吃。）如果刘宗迪的分析是对的，则知识分子在媒体上成为英雄实是继承了知识分子的远古传统，并符合当今发展的趋势。因为大凡坐在电视机前的人，都是想要找一点乐子，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教育、启蒙自己；随时都要逮着机会教育、启蒙他人的知识分子是面目可憎的。
应该说明的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出身是教士。（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等译，商务印书馆96年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西方的与中国古代道统的的综合。不过，如果民众需要英雄和个人想要成为英雄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的话，则媒体英雄的出现因其最经济、最具效率且具有面对面的冲击力就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个人的其他努力及成就倒像是在为此做准备似的。近读苏力《当，还是不当，这是一个问题——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代译序》，文中谈到波斯纳分析了知识分子的衰落，其实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东西方知识分子无非是要回到俳优的传统（一定得把它视为是人类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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