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法逻辑”与“效力逻辑”在与根本法异质的法律规则是否应当适用问题上，必然发生冲突。比如，根本法规定授予权利，但下级法律规则限制权利，下级规则因此具有与根本法的异质性。如果对具体权利需要进行法律判断，是选择法律适用的“根本法逻辑”，还是选择“效力逻辑”呢？
应当说，现代意义法治，技术上采用两种适用逻辑统一。在具体操作上，为保障统一逻辑的有效性，采取立法合理分权、规则动态整合诸多措施。如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目的就在于消除一般法律规则与根本法的异质性。
那么，虚伪的法律制度又是如何进行“技术处理”的呢？
鉴于时代的进步和内外社会力量压力，各国普遍采取了宪法制度。除特殊情形外，“良法”性质的规范构成
宪法的规范组合。但是，在虚伪法律社会，立法者为了保护特殊利益需要，不得不在次级法律规则，甚至在不以法律规范名义出现的“活法”次级规则中，渗入异质性的规范。与此同时，国家消极构建规则的整合、清理机制，实际导致“根本法逻辑”失效；从而使“效力逻辑”，成为法律适用的唯一逻辑。
因此，根本法中规定的良法规范，不再实际有效 ；与根本法异质的次级规范，大行其道。人民在
宪法中的权利，经过具体法律的运用，化为虚空。法律制度虚伪性形成了。
三、 两种法律适用逻辑说的应用
依法治国，已是我国的宪定国策。依法治国，依照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治国，我们应当有明确的选择。与此相关，选择什么法律适用逻辑来构建法治的法律规则体系，拷问着我们的心灵。而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我国法制，是人类最真实、最民主、最平等的法制，绝非资产阶级法律那样“虚伪”。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揭示法律虚伪性的理论需要，发展的法律适用逻辑理论，故而成为了一种纯技术的、实用的分析工具；作为一种法律“科技成果”，用于社会实践，极为方便，甚至法律家以外的社会人员，亦可操纵自如。
它作为法律技术工具， 在地球上“虚伪的”法律尚未彻底清除的情形下，因此尚有存在的必要：就如同我们纵然有了火箭技术，也还需要显微镜、三角尺之类小工具一样。
（1）解：此乃愚人本不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