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也有学者认为：“英国不存在着形式意义上的
宪法，其
宪法主要表现为
宪法性法律和
宪法性惯例，因而由司法机关适用
宪法则是不言而喻的。”见胡锦光：《中国
宪法问题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８５。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可以认为在英国有
宪法适用问题，但法院适用这些
宪法性法律，却无权判定议会制定的其他法律无效，因而不能认为存在着有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
[3] 见〔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治现代化和司法》，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２９６。哈耶克也指出“人们经常指出，在此一著名判决做出以后的五十四年中，最高法院并没有其他机会重申此一权力。”见〔德〕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页２３６。
[4] 如法国１７９９年
宪法和１８５２年
宪法设立护宪元老院作为四院制议会之一，比利时１８３１年及１９２１年
宪法均规定：“解释
宪法权属于立法机关。”意大利１８４８年
宪法第
７３条规定：“对国民全体有解释权者唯立法权。”
[5] 狄杰教授（Dietzo.G）指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未期，对大部分欧洲人而言，法律已丧失其做为维护个人权利之大宪章的资格。而在法实证主义下，法律不仅逐渐变成只用以宣示国家威权之物，而且，在独裁制度下辄不免堕落成仅用以抑压个人权利之手段。由于此种乖违议会立法本旨之思想史之变迁，使民众深感：与其信任经由法律保护权利，勿宁有请示保护权利免受法律侵害之必要性.因而，审查法律合宪性之理念，乃逐渐被广泛接受。”见李鸿禧：《违宪审查论》，台北，１９９０年，页９７。
[6] 见〔美〕Ｅ.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办法》，邓正来、姬敬武，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页６６。
[7] 见〔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页２６。
[8] 见〔德〕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同注３，页２２４。
[9] 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页84。
[10] 见〔英〕w.Ivor.詹宁斯：《法与
宪法》，龚祥瑞、候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页117。
[11] 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117。
[12] 见萧蔚云等：《宪法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53。
[13] 同上书，页53。
[14] “由于决策过程并且为了作出决策，人民才分成了多数和少数。但事实仍然是，人民是由多数加上少数组成的。所以多数标准如果（错误地）变成了绝对的多数统治，这一变化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就是把人民的一部分变成了非人民，变成了被排斥的一部分人。因此这里的论点是，当把民主等同于单纯的多数统治时，人民的一部分（往往是很大的一部分）就会因此而变为非民(non-demos)。相反，如果把民主理解为受少数的权利限制的多数统治时，它便与全体人民，即多数加上少数的总和相符合。正是由于多数统治受到限制，人民才总是包括全体人民（所有有投票资格的人）。”见〔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页36。
[15] 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同注3，页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