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司法审查者认为，法律是议会制定的，人民代表在议会中立法是人民主权最深刻的体现，因而，法律是普遍意志的体现，法律不能由法院从外部进行审查，法律在议会里制定，也只能由议会来解释，由议会来宣布是否违反
宪法，难道还有谁比人民更清楚自己的利益吗？这些学者虽然反对司法审查，但并不反对违宪审查，美浓部达吉认为立法机关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政府的根本原则，在这种政体下，
宪法依立法机关自身而维持是当然的，如果由法院审查，给予少数法官以过大的权力是不适当的；而且易使应该用法律规定的事项也加入
宪法，以避免法官的审查；还由于法律可被宣告违宪而无效，易使法律处于不稳定状态。[13]
议会是按现代的民主方式而运作的，而民主从来都是多数人的民主。因为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少数服从多数，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全体的意见。但在理论上，少数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票数委托给当选人，所以按照基于民众的同意才能行使统治权的社会契约原理，有多数人选出的权力不能统治少数人。所以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一些在最基本的权利上和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上，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些问题只能由
宪法来规定。但除此以外，由立法机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制定的法律，少数和多数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为保护少数起见，由多数人决定的立法等诸种权力，要经过一个中立机构的审查。这个中立机构即是违宪审查制度。另外，应当放开言论上的自由，让少数人有机会宣传自己的观点，使少数有可能变成多数。
宪法学在本世纪的一个重大发展成果便是打破了议会神话。在议会产生的最初时期内，政党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但政党出现以后，议会里出现了多数党或多数党联盟与少数党或少数党联盟，多数党的存在使得议会通过任何提案变得无所不能，多数党控制了议会，从而使自己成了人民行使主权的主体，成了人民。而另一部分即少数党便成了非人民。这与人民主权原理是相违背的，由议会自己进行违宪审查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14]
五．法律的解释权问题
法律被制定出来以后，还需要对法律加以解释，否则就不能很好地适用法律。法律的解释权是对立法权的补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通过解释法律，我们可以对规定得不甚明白的条文的确切含义作出进一步的阐述，法律上的空白或漏洞因此而得到弥补。因此，只有在法律的解释中，法律的价值才有可能被深刻地体现出来。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即，这种法律的解释权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权力？它应该由谁来掌握？
法国1790年8月制定的一项法律规定，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立法权的行使，不得妨碍或停止法律的执行，法院不得制定规范，其有解释法律及制定新法的必要时，向议会提出请求。在第二年制定的法国1791年
宪法中，将司法作用的性质仅限于单纯地适用法律，而将法律解释、法律是否合宪的审查，确定为应属于立法作用的范畴。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将法律的解释权赋予法官，将会造成法官造法的危险，结果导致司法权干预立法权的境地。这种三权分立模式同美国模式的三权分立相比更为严格，它否定了由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任何可能性。
所以，哈耶克指出，“在法国，由于人们只是从字面上接受了权力分立的理想，所以在实践中，行政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司法对它的控制。”[15]1883年，法国某一杂志发行人认为出版的某些规定与1830年
宪法的第
69条有相互抵触的地方，而向法院起诉，要求宣告出版法违宪，法国的最高法院否认自己拥有此项权力：“该当法律既依
宪法之规定应由立法机关审议，并经明令颁布施行，当然可以拘束法院，不因违宪之理由，受法院批评。”[16]
法律不等于立法。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普通法系国家，大量的法律是由判例法所构成。而议会的立法活动只是法律的一部分，这样，立法者立法，法官则解释适用法律，“这两者是被明确划分开来的，立法机关因此不得径自行使解释法律的权能，这种传统的制定法律与解释法律的二分论，对司法审查思想与制度之形成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