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琦此说，虽然着力强调日本进行变革，编撰法典的原因，是由于其国内的形势所需，但唐代法律文化对日本律令制度的影响还是很明显地被透漏出来。无论是形势的需要，即白村江之战日本的溃败所对其国人所造成的刺激，还是国内新旧势力的争斗，都或与大唐德武力有关或与大唐的文治有关。日本当时对大唐文明的羡慕和引进的热切心态，也由此可见一斑。而大化革新的成功，又为日本仿唐制制定律令提供了需求和社会政治基础。因此，日本在唐代能派遣高达近20次的“遣唐使”，去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制定律令使大量吸引唐律的成果，以唐律为母法，也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我们知道，早在日本天智天皇时期制定的《近江令》和天武天皇时期制定的《天武律令》便以唐贞观前后的“令”为蓝本。至于在日本法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宝律令》无论篇目与基本内容都取法《唐律疏义》，只是作了一些删并而已。例如，将“八议”中的“议勤”、“议宾”删去，成为“六议”。《大宝律令》之后制定的《养老律》也同样是如此。日本法制史学者桑原骘藏博士曾经指出：“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都皆依据《唐律》”。[46]穗积陈重博士在其《日本族民法》还指出，明治三年十二月颁布的《新律纲领》，“系以中国之唐明律为蓝本”。[47]如果只看篇目，则篇名上《大宝律》也是分《明例》、《卫禁》等12篇，与唐律绝类，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日本法律的篇名一直以此为基础，与此大同小异。
以《大宝律令》《养老律令》来说，从
刑法上看，在刑名上，日本法与唐律完全相同，“其刑有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48] 在刑之适用上，日本亦如唐人因人之身份异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从刑之加重减轻来说，也与唐律大致相同，只是略有小变而已。从重刑上来说，日本之“八虐”也类似于中国的“十恶重罪”，罪在不赦，其他的很多罪名及犯罪，其内容也与唐律以大同小异。[49]甚至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视亲属等级秩序，重视宗法血缘，同居相容隐等精神，都为日本法令所吸收。从民法上看，日本法律无论是从对法律主体行为能力的规定上，还是在人民的身份上（“良民”与“贱民”的分野），以及在婚姻的成立、解除等的规定上，无不与唐律绝相类似。再从所有权上看，孝德天皇大化革新之时，鉴于前代之土地兼并，遂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仿唐制分配于个人，引进了唐的班田制和租用调制。从借贷方面来看，杨鸿烈引用金泽康所作之《中国法律在日本利息法上的影响》一文，说《养老律令》虽非全体抄袭《永徽律令》，但采用之处实属甚多。在继承方面，在买卖上，日本律令也承袭唐律良多。[50]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律令遂承袭中国特别是唐代法律极多，但也并不是一味地不加区分地引进，而是加了区分和鉴别的，有时还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史丽华在对日本班田令与唐代均田令进行比较时发现，日本对中国法律的引进，是分好几种情况的：唐令中与日本国情完全适合的条文，被班田令基本上全部照搬使用；有些于日本国情不太合适的条文，他们则吸取唐令的基本原则，进行适当的增删，以适应其实际需要；而凡有悖于日本国情的均田令令文，他们均不予吸收；当然，也有结合日本国情，经日本法学家的努力由其自身独创的条文，而且，这类条文共有九条，占班田令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具体表现在：班田的年限上、关于土地的买卖上、关于公田、关于宅院地不得施舍寺院条等[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