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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谈谈梅先生在这方面的失误。
梅文指控笔者剽窃了他的五个观点之一是“关于《汉英词典》括注较为完备的观点，甚至包括所举‘蛐蛐儿’的例子”：查梅文谈的不是括注完备问题，而是谈释义准确问题，并举了这个例子。而且梅文没有说《修订版》这方面有什么疏漏。 《修订版》“用法说明”说：括注比较完备，并举了“蛐蛐儿”（cricket可作“板球”和“蛐蛐儿”解）等词作例证（P4）。拙文还涉及与78年老版的对比，怎能不看这两部词典这些很短的“纲领”及其中如此明显的变化（老版《汉英词典》对此轻描淡写，《修订版》对此大加推荐）？《修订版》副主编北外高厚昆教授谈《汉英词典》与《修订版》的修订的两篇文章（“关于《汉英词典》（修订版）的修订”，《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关于《汉英词典》（1978）的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2期），都用不短的篇幅来讨论括注完备这一特点。两文都举了“用法说明”中前两个例证“鲜”（delicious特括注用于菜汤等，以限定范围）、“马克”（mark特括注德国马克，以区别于mark的多种意思，如标记），88年高厚昆教授“关于《汉英词典》（1978）的思考”还特别举了“蛐蛐儿”例（请梅先生注意！）。（为节省篇幅，笔者只将一篇高文列入压缩后的参考书目）。曾东京“也谈《汉英词典》（修订版）”（《福建外语》1997年第2期）也指出了这一特点：有的释义用英文夹注的方法予以补充或限制（见释义准确部分）。笔者现在还清楚得记得当时曾想到尽量不选高文的“蛐蛐儿”，以避免重复，但在“用法说明”中选来选去，还是选了第4个“蛐蛐儿”，因为后两个“通条”、“英语”，一个读者不熟悉，一个太通俗。哪里想到这一选择让“辛苦”得来“蛐蛐儿”例证的梅先生发生了怀疑，并觉“心疼”。搞词典评论的都知道，甚至一般英语教师都知道，举例说明一词多义或同音/同形异义词现象时，大家都在这几个例子上转，且“蛐蛐儿”例最生动。这些在业内叫often-quoted examples（常引用的例子）。另外，拙文这一段重在谈《修订版》在括注方面的疏漏（梅文根本没有谈），提及“《修订版》在限制性括注方面做得非常到位”（见拙文。注意：“限制性括注”说法（梅文没有）即来自《汉英词典》（修订版）“用法说明”，这是个明显的线索！），只是从一分为二的角度切入罢了。研究词典的人几乎没有不先看“用法说明”的，因为这里往往有词典编者多年总结积累的词典的突出特点。完全可能梅文的例证也来自“用法说明”和高文呢。评词典的很少有不谈括注的。要说抄袭观点，也是梅俊杰先生抄袭了高厚昆的文章。
梅先生指责笔者的“关于大陆与港台汉英词典释义上准确与地道之区别及二者应兼顾的观点”就是已有文献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学术常识。
其实，这里笔者似没有必要与梅先生争论。梅文中严格说没有这个观点。梅的指责至少犯了一个“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的fallacy（逻辑谬误）。梅文全文只事两部词典的对比，从来没超过两部词典。更没有提到或扩展到港台版、大陆版汉英词典。梅文只是提到《远东》更照顾英语，《修订版》更贴近汉语。笔者的结论是在对20多种港台版汉英词典和十几种大陆版汉英词典的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梅先生把别人研究范围有这么大差异的结论归为己有，难道一旦笔者结论有误，爱挑剔的梅先生也愿代拙笔受过？你看见500个天鹅是白的，你不敢说天下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是小学阶段的常识，不想罗嗦了。
港台版汉英词典地道有余，准确不足，而大陆版汉英词典往往相反。这和海外及港台汉译英作品及大陆学者的汉译英作品的准确与地道区别一样，外语界早已形成共识。笔者当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留学期间利用校方提供的买书资助，就购买报销了多本港台版、新加坡版的各类汉英词典，如《学习汉英词典》（南洋商报版）、《通用汉英辞典》（中华书局版）、《当代汉英词典》（香港版）等。国外书是很贵的。为什么要买？就是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海外与港台汉英词典译文虽然不一定准确，但语言通顺、地道，包括英文序言。后来又在南图得到《全新实用汉英词典》（香港大家出版社）、《新汉英词典》（香港青年出版社）、《新编汉英字典》（香港语文出版社）、《最新汉英五用大辞典》（香港中建出版公司）、《简明汉英词典》（港青出版社）。再加上本人的《远东汉英辞典》（台湾远东图书公司）、《远东汉英大辞典》（台湾远东图书公司与大陆新华出版社）。这些多在70、80年代出版的汉英辞典，给笔者的总体印象是：港台人出汉英词典多而快，译文流利、地道，但对汉语的操作不准。为了对比，除了《汉英词典》与《修订版》外，我还认真研究过外教版《汉英综合辞典》、江苏人民版《实用汉英词典》、上交大版《汉英大辞典》、外研社版《现代汉英词典》等多部汉英词典，得出的总体印象与港台版的相反。
这种印象更来自于笔者那几年来的background reading（背景阅读）：著名语言学家、《汉英词典》原主编外交学院吴景荣教授的“我们走过的路——编写《汉英词典》的回顾”（《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3期）、著名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宗炎的“评《汉英词典》（修订版）”（《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都分别用一两千字的篇幅，专门比较大陆版和港台版汉英词典释义的高下。吴景荣教授的“评1979版《汉英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和“O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外国语》1991年第4期）也谈到这个问题。这些文献得出的结论基本倾向于拙文的观点。当时给笔者的影响很大。如，吴景荣教授的“我们走过的路”一文中指出：海外、港台学者，汉语有时上不去，理解不准，林雨堂的汉英词典在准确性上有些靠不住。王宗炎教授在他上面文章中用例最多。尤其是“狗血喷头”一例最明显。得出的基本印象是：《修订版》在准确方面强一些。而港台的更流畅地道，而准确性往往差一些。拙文中大陆版与港台版汉英词典的具体说法，当时就是模仿王宗炎论文中的提法（这是个线索）。河海大学辞书学者任金凤教授的“评《汉英大辞典》”（《外国语》1995年第5期）也评价过《远东》释义有时更加地道。华东政法大学资深教授、汉英辞书评论家陈中绳（又名陈忠诚）的“词语翻译新话”（《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3期）用大量篇幅和充分佐证，就“法治”的英译文展开讨论，证实《修订版》的该词释义不地道，并明确指出不如《远东》的地道。陈中绳“五种词书联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至少在两个例证评价中，对《远东》的前身辞典有“地道”的评价，当时也给笔者以一定的印象。重庆师范学院副教授张煤的“评《汉英大辞典》——兼及同类词典”（《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1期）谈到过《远东》释义有时欠准确的问题。广东五邑大学傅昭桂“从汉语‘发祥地’一词的英语表达看汉英词典的编撰”（《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期）在讨论中暗示过《远东》前身词典及其它港台汉英词典的地道特点。傅还提到“大陆词典”的说法。湖南怀化师专的词典学者肖时占的专著《英语语言文学工具书及其使用》（学苑出版社，1990）详细论述了港台版汉英词典的释义不准确，对大陆版汉英词典的准确用大量例证证实。并从翻译角度，讨论了准确与地道的兼顾问题。98年6月出版的大外学报上的成都大学外语系舒启全副教授的“评林氏《当代汉英词典》”专论这部香港版汉英词典的释义高妙地道之处和理解失准的地方。这些文献不少出于名家，且都比梅文早，一直在笔者案头，都是当年参考过的，给笔者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是流于宏观的、常识性的影响，没有一一列入参考书目（少挤掉些正文），同时这也符合一般外语类期刊的要求（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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